曾任多所大学领导的郑强教授，其真正“强”于何处？

如果看了“强哥”的一些演讲后，估计会有不少人认为：这算是一位被科研和官位耽误了的演讲家！

不妨看一下他在九江学院的部分演讲内容吧：

郑强称：“……到了今天，中国人民还在犯傻，就像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什么‘科学无国界’，好笑，真是！”

“钱学森要回国都关了3年，你说无国界？美国人是把你弄去的时候，说你没国界；进去了，就给你来国界。

“没国界啊？最后都判了刑！——中国人稍微带点技术回来，就判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哪一个人说了这么第一句话，后面的人就跟着瞎扯‘没国界’。”

“谁培养的人没国界？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把你培养了，你说‘没国界’？又不是美国人培养的，培养完了，你们都到美国去了，那中国谁建设？”

“所以，那天南联盟大使馆被炸，那天晚上，我给浙大的学生上课，博士生课，我就上不下去了，那学生都在讲：强哥今天怎么不说话了？说强哥他不是挺亢奋的吗？”

“我不想说了。我这个人很简单，我这个人啊，有时候也挺朴素，像个农民”。

“我说什么呢？我说，我就在想，我该不该给你们上课？值不值得给你们上课？有什么用呢？”

“我教了你们浙大的学生，不想出国吗？我说，过两天你们跑美国去了。我的同学在美国60来个，都跟我讲，老郑，那要不是中国人，我们都盼望打仗”。

“他们美国这帮发财的人，都是打仗打出来的。我跟你讲，你指望美国人不跟你打仗？所以，我今天不谈台湾问题啊，我们这是单方面天真，就以为外贸搞好了，经济搞好了，就能认同”。

“那我们跟美国，外贸早就是世界第一了，美国国会也没开会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啊。合并靠什么？靠文化认同！”

“给你们讲清楚，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回归祖国，没有这么简单，我甚至认为美国人不让你流血，你想回来？”

“所以，谁说科学没祖国？我现在明确跟你们讲，特别是科学，当它为谁服务的时候，它是有很深的民族的烙印”。

“记住啊，在座的孩子们：在九江学院读了书，首先就是站在九江的土地上；读了书，真正要报答的，就是九江的人民、江西的人民和中国人民”。

……

郑强教授虽是大学科研人员出身，但其成名之因，却主要源于两大要素：

一是成为技术官僚，曾在至少三所大学官居高位；二是“强哥”最强之处，显然是强在嘴上——其演讲的煽情、煽动和动员能力，确实非一般人能及！

其在任职未竟之时，就退休回家了，但“强哥”此后参加过电视真人秀，更是“将演讲进行到底”——真正令“强哥”名利双收的最大能耐，唯其一张吞吐天地的“大嘴”也！

从这段演讲中，不难可以看出以下道道来：

其一，首先，我们当然认同郑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如果是言为心声，且能知行合一的话。那么，这样的“强哥”，确实值得高看一眼，也能获得人们的认可与尊重。

比如，郑强这段演讲的主旨，就是想捅破“科学无国界”这一不足之论。

例如，像郑强举例的钱学森之遭遇；科学人才留学不归和遭打压、限制等等。

不过，郑强却只言“科学无国界”这前半句，但路易·巴斯德的完整表述却是“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

对于一般性科学公理、基础理论，言其无国界，也是确凿、不争的事实。

但像应用科学方向，及有着国别之分的科学家，以及科技类的发明专利等，显然是“有国界”的。

而郑强选择性无视了普遍性科学理论本身，只在其表达所需的中国语境下，将此简化成了“对科学家的限制或迫害；以及人才随便跑、技术随便送”的“爱国心灵鸡汤版”。

在细节上，郑强教授擅长夸大其词的特色，也是比比皆是——比如，钱学森1950年被美国拘捕15天；之后约5年软禁；1955年还能放归回国，这些都是确凿史实。

但是，却被郑强夸张为“关了三年”；还有“中国人带点技术回来就判刑”等概念模糊的表达，都会让人产生“从美国带技术出去”就是经济间谍，必会被判刑的全貌感觉。

事实上，中国同样有保密法、反间谍法等，但通过语言的操弄，把两边判例全给专门揉搓成“美国专整中国人”的感觉，把各国科技的互动，变成了零和博弈——这显然是情绪大于精确，是一切服务于情绪和观点的选择性表达。

还有，郑强用故事化描绘的爱国者情绪，确实能感性地感动人于一时，但其中包裹的逻辑，却值得商榷。

比如，中国人在美国研究了导弹垫圈，就一概完全否定了所有华人科学家？这既是以偏概全之错，也是一种从个别到全体的“恐慌性滑坡”之逻辑谬误。

其巧妙地隐藏于情绪煽动的表层之下，明显是一种情绪叙事、立场站队，而非技术分析、求是之论。

还有，像什么“国内培养完了都去美国”，同样是以偏概全的表演话术。

事实上，近十年来教育部的统计中，国外学成的回国率，已约八成了！郑强却还在说什么“浙大博士全跑光”，这显然是演讲中的“激将法“，而非科学统计法。还有像“我的美国同学都盼望打仗”等，也都是以偏概全的明显例证。

别说是教授了，就是一般人，也大都能明白“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与方法论：科学方法无国界，应用方向有国界，科学家归属有国界。

可是，这三件事情，“强哥”却明显故意揉成一团稀泥，其这样做的唯一功用，就是方便于煽情于人，利于流量致利，并达到煽动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之目的。

而郑强的“祖国”内涵与外延，却是一个层级嵌套但边界模糊的概念——从九江到江西，再到中国，层层内嵌并外扩，但每一层的所谓“背叛”标准都不清晰。

让概念产生模糊性，恰恰能赋予民族主义话术以无限的扩张权力——今天，可以说你背叛了家乡九江；明天，还可能说你背叛了江西或中国；后天，也可以说你背叛了中华民族。

以此话术逻辑，则无论居于何处，都能将个体拿捏得死死的，这正是郑强之流“口头民族主义”话术的强大与机巧之处。

其二，多次通过逻辑的跳跃，有意混淆了“国家”与“人民”等概念的界线与内涵。

比如，所谓“老百姓培养了你们的“情债论”。公共教育的费用构成，当然源于纳税人的贡献，并用国家财政的方式支撑。

可是，郑强因此将个人的教育、就业与成就等，完全归因于“老百姓的培养”，并最终推导出“出国留学必须回国，必须无限回报”的责任和义务，如此只言大义，却忽视了个人努力的成分，这样就会形成一种道德绑架式的归因逻辑。

这也是为何，郑强最后会“要求九江学院学生首先服务于九江”的推论——但如此推导之下，他们服务于北上广深等全国各地，就要有道德亏欠感吗？

把以为非常自洽的逻辑如此固化、绝对化，正是郑教授擅长之处，也是其常常陷入的逻辑误区。

如此思维与宣扬手法，其最大误区与错误在于，郑强把地缘政治等全球结构性问题，全给转化成了个人的道德问题，从而回避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正应有追问：

为什么培养的人才想要离开，而不是积极回来？视而不见了根本性的综合原因和问题——即科技人才流动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比如科研环境、学术自由、薪酬待遇等重要问题的揭示与解决。

郑强教授口头的愤怒，显得很真实，也极具有煽动性，但他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的本质；其给出的答案，也是止于煽情的层次——“记住，你们站在九江的土地上”，可这更多像是诗人乡愁式的“地理决定论”，而非一个现代国家留住人才的建设性、可行性方案与制度。

只言个人对于集体或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却不言反馈于个人的更好发展条件与问题解决——这或许是不敢、不想和不愿触及本质原因，抑或就是一种只敢单挑无权无力的个人，却不敢对庞大公权力有任何置喙胆量的精致利己主义。

我们不能仅浮于语言表面上的情绪化滤镜，只有客观、理性分析，才能通达人心与本质。而如此混淆概念，就是在误人子弟，当然却能谬达个人想要的目的。

其三，自我塑形“像个农民”等话语策略的精巧与精心选择，更多是自我道德感强化的手法而已。

郑强在其中，反复强调“我这个人挺简单，像个农民”云云，如此话语策略的形塑之下，意在引导人们的认知：我郑大教授有着“农民的朴素、直率”等真性情、真情怀。

这就有暗指自己因此便等同于站在人民和“正确”的一边，与所谓“精致精英”产生了分野，但却因此把客观、理性的讨论空间，就此人为地压缩与隔断了。

将任何话题都能引入到宏大叙事上，并通过个体特色的情绪化运营，诉诸于“情感动员”的方式，顺利达到了煽情的效果与煽动的目的。

千百年来，这种策略一直非常有效——二次世界大战肇事国的纳粹德国，就是现代民族主义走向民粹主义的“老祖宗”；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对此有着经典的论述。

如此演讲等宣传，效果常常拉满，至今都非常流行，比如在传销领域，那些人深谙此道，并不比郑强教授差多少。

但是，有效，并不等于正确——用情感话术替代论证逻辑，用“创伤话术”替代理性分析，这显然是民族主义动员的常见路径，但其最终走向的泥沼，也同样是深不可测，甚至会是误入歧途，陷入没顶的深渊。

其四，地域政治问题简单化，轻易误入“战狼式”的预设论调中。

郑强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中，使用了类比法，其在逻辑学中，是力度最弱的论述方式之一，且郑强在此，仍是那个“偷换概念”的典范。

比如，中美是两个主权国家的问题，而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二者显然不可类比，更不能简单地予以逻辑归类与归因。

虽然“经济整合不等于政治认同”之说，也非常有力与现实，但不能因此就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否则，我们的国策，就不会是坚持“和平统一大业”了。

统一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现实与内外部环境等综合原因，显然不能把复杂问题过于单一归因化。

而“强哥式”铁血话术：“美国人不让你流血，你回不来”，也仍只是断言式修辞，而不是复杂归因下的合理推演。

如此单一化、决绝化的结论之下，就会走向郑教授不言自明的诊断：只有战争一条路！

假如战争真的来了，特别是兄弟阋墙之下，显然正中外人下怀，而流血者全都是亲人同胞。

如此将流血视为统一必要代价的思维，属于“牺牲美学”之论，这也正是人类史上的民族主义最黑暗一面：

把流血的暴力、战争予以理想化、浪漫化，把普通人的血肉之躯，当作了“国家工程”的燃料，此即古人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也。

假如像郑强教授之论：统一国家必须靠流血，那所流的是谁之血？是郑强这样的教授精英吗？还是九江学院等普通学子呢？

郑强曾在大学任上演讲时鼓动说：如果到那时，他会带着自己的学生上前线！——可是，如此高龄的郑教授，真有上战场的可能吗？这一如张雪峰的“如果武统，我会捐五千万”的话术吧？

且为何是带着学生，而不是自己的孩子呢？如此难逃“慷他人之慨”之嫌——语言之细微，或可见真章，亦能辨真伪！

郑强教授的演讲，大多是这种情绪化话术充斥其间，真正理性客观分析，和逻辑层层递进的东西，却相对罕见了。

所以，郑强演讲及所论，最适合当作一个“创伤性民族主义叙事”的标本来解剖与审视。

郑强之言，当然是有其可取之论，但却是情绪大于逻辑，如果当作“爱国思政课”的脱口秀，应能受到欢迎、可获高分。

但作为“国际关系、科技政策、国家统一等宏大论述”，就很难及格了：其对于事实、史实的“四舍五入”之简化；问题一股脑地全部归因推导成“老百姓在犯傻”；把人才回国率问题，以及解决台湾回归等，大都给讲成了“情绪判断题”。

郑强教授因其口才，和如此演讲模式，当然能获得功成名就的地位与利益：有市场就有回报！对此，也无需过度置喙。

但仍不得不说的是，此类演讲与宣传的最主要危险性，就在于这种“情感动员”上！

一如《乌合之众》所述，这一宣传演讲的鼓动方式，其核心是利用口语化、口号式；情绪化、鼓动性、带有极端表演性质的方式，并以情感共振替代事实核查，以立场站队替代思辨分析。

如果仅止于民间，影响力与破坏力或尚可控。但是，一旦如此“创伤性民族主义叙事”模式的宣传，像置于当年的纳粹德国，或是苏修帝国等处，则这样的“郑强”们，就能强到可以摧枯拉朽于一切——当然，最终，也必会包括了“郑强们”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