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李森科主义者最早以东北的新农业学院作为他们的运作基地。到了1951年秋天，他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影响力，覆盖了各大主要农业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小规模和地方的农业院校、延伸项目和研究站。

直到195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院校机构都由新成立的NY部管辖。NY部推崇李森科主义，并积极推广。为此，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很快成为全国最大、顶尖的农业科学机构。官方将该校设定为全国运动发起的基地和明灯，旨在将李森科主义立刻确立为农业生物学甚至生物科学的唯一正统指导思想。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乐天宇被指派负责推动有关工作。乐天宇在1940年代初，因认真落实“整风运动”受到表彰，并成为延安大学农业系主任，后来还曾任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

乐天宇在北京农业大学增加了对米丘林生物学的强制性学习。他还要求所有教员都要正式声明摒弃传统遗传学，拥护米丘林主义。然而，学院内三位最杰出的课程负责人拒绝服从他的要求。他们不仅挑战了乐天宇的权威，也否定了他作为其他教员榜样的资格。

李景均于1940年获得康奈尔大学植物遗传学博士学位，是一位生物统计学专家，曾担任北京农学大学系主任。然而，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乐天宇将李景均调离管理职位，并禁止他教授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的课程。李景均被迫带着家人去了美国。

另一位受到排挤的学者是汤佩松，他于1930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植物生理学博士学位，并与李景均一起担任联合主管。然而，乐天宇将汤佩松调离联合主管职位，并在全校以及北京各大学代表面前，以“思想改造”的名义公开羞辱他。汤佩松因为批评和抵制学习苏联的政策，遭到学校的排挤。

最后，北京农大畜牧兽医系主任吴仲贤于193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动物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公开发表异见。当他的生物统计学课程被废除后，他便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转移到了动物营养学。

乐天宇把北京农业大学搞得鸡飞狗跳，并强制将所有课程改为米丘林生物学。在其他地方，他展现了出色的经营技巧和政治手腕。例如，在1949年底北京的其他四所主要农业研究机构成立时，乐天宇在这些机构安插了大批狂热的米丘林主义者。国家出版的刊物不断引用这四所机构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以证明米丘林生物学的成功。所有其他不听从他的植物生物学家的研究都被封杀了。

中国米丘林学会在乐天宇发起的运动中也非常重要，它致力于向广大群众传播米丘林生物学。学会由乐天宇担任会长，赞扬那些声称使用米丘林生物学技术在产量和质量上取得惊人成果的英雄工人和农民。按照乐天宇的说法，对于革命的中国来说，米丘林学会是一个符合“群众路线”的新型组织，可以让所有社会阶层一同工作。到1951年末，米丘林学会已在全国设立了50个分会。学会通过官方刊物宣传有关米丘林生物学的好消息。刊物充斥着有关苏联人使用米丘林和李森科技术后小麦、棉花和家畜产量大增的翻译报告，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苏联农学家的简介，以及米丘林主义课程在中学教育的报告。

在更大的生物科学家圈子中，乐天宇利用每一个可用的场合推销米丘林生物学，并断言其在学界的独霸地位。例如，北京生物学学会是他在1950年重点关注的组织之一，该学会的成员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多所大学。在北京生物学学会的年度会议上，乐天宇占据了整整一天，以小组座谈的形式解释和讨论米丘林生物学。在1950年早期，米丘林学说的倡导者在享有盛名的中国科学社南京演讲厅内，上演了一场甚有对抗性、关于“米丘林理论和摩尔根理论”的“座谈会”。成立于1915年的中国XX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最长寿也最为成熟的民间科学社团刊物。在1950年这场座谈会上，只有主张米丘林学说的生物学家发表论文，整个学术研究领域被乐天宇的一派接管。

朱洗是著名的胚胎学家，1950年加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三年后晋升为副所长。因为他的领域不归乐天宇所管辖。因此，他冷嘲热讽地批判了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苏联曾试图让他接受李森科学说，但朱洗认为将米丘林的生物学无差别地硬搬到中国并不恰当。1953年，他率领动物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成为苏联李森科学派批判的第一批中国生物学家之一。苏联专家格卢先科试图说服他接受李森科主义，但朱洗语含讽刺地驳回了他。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流露异见态度的最早期事例之一，含蓄地批评了苏联的傲慢自负。

苏联实施的李森科“密植”理论导致大片地区的新种植森林被毁。东欧科学家在1950年代中期，试图根据李森科-米丘林研究机构大肆吹捧的技术进行植物嫁接，结果有关试验彻底失败。这场溃败迅速地促成了李森科的失势，以致李森科主义失去其在中国的垄断地位。苏联因为推崇李森科主义，致使生物科学落后西方30年……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伪科学，缺的是敢于仗义执言的“何祚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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