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炜焱 王柯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手工艺始终承载着民族文化基因的传递使命。当工业文明的浪潮裹挟现代性力量席卷全球，手工艺的存续已超越单纯技艺传承的范畴，跃升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时代课题。这一命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面临现代生产体系对传统生态的解构压力，又需回应人民群众对文化根脉的时代呼唤，更肩负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重任。破解这一命题，需在历史纵深与时代坐标的交汇点上，激活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实践智慧。

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困境，本质上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价值碰撞。机械化生产对人工劳作的替代，标准化流程对个性表达的消解，快消文化对匠心传统的冲击，共同构成了动摇手工艺存续根基的三重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体现为生产方式的代际更替，更深层地表现为文化认知框架的转换——当工艺的“技艺—器物—意义”三位一体结构遭遇功能主义的片面解译，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精神象征面临符号化危机。在制度化的遗产保护实践中，这种危机往往演变为两难抉择。若固守“原真性”追求，易使工艺退化为博物馆中的静态标本；若放任创新突破，则可能导致文化基因的异化流失。这种两难抉择，折射出传统工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即文化根脉守护与时代价值转化的辩证统一诉求。

中华文化中的“经权之辩”，为破解这一矛盾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儒家思想强调“执经达权”的实践智慧，既守“经”之常道，又通“权”之变易。程朱理学提出“权者，经之所不及”，王夫之主张“经权合一”，这些思想精髓揭示了手工艺传承既要恪守“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哲学，又要建立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所谓“经”，在于对文化基因的系统性提炼，包含材料认知、技艺体系、价值观念等核心要素，如漆艺对天然大漆的坚持，既是对材料特性的尊重，更是生态智慧的延续；所谓“权”，则指向创新转化的实践智慧，需在功能拓展、形式革新、传播转型等维度建立动态调适机制。这种辩证思维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将传承实践转化为“守本开新”的创造性过程，既避免陷入“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封闭循环，又警惕技术异化导致的价值迷失。

传统造物思想中“器以载道”的价值观，进一步深化了传承实践的文化意涵。《考工记》中“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的创造观，宋代“格物致知”的认知传统，明代《天工开物》系统建构的“天工—人工”辩证体系，共同铸就了中国手工艺“道器合一”的哲学品格。这种品格要求传承实践必须超越技术复制的表层维度，深入“技进乎道”的精神境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机械复制对人工劳作的替代，不仅改变着制作方式，更消解着手工艺作为认知世界的独特路径。重振传统工艺的文化价值，需重建“身—心—技”合一的传承体系，通过“手与心谋”的实践过程，将隐性经验转化为可传播的显性知识，同时保持其身体感知维度，使技艺传承成为文化记忆的具身化传递。

当前，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发展已进入系统性重构的新阶段。这要求我们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审视传承实践，将技艺存续置于“自然—经济—文化”复合系统中考量。既要遵循“因地制宜”的材料观，保持地域特色与生态智慧的连续性；又要建立“生生不息”的创新观，在核心技艺守护与时代需求回应之间构建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不是静态的妥协，而是通过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使传统工艺深度融入现代生活场域，成为彰显文化自信、滋养精神家园的活态载体。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奥秘，深藏于传统手工艺代际相传的经纬之间。当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数字化变革重构生活方式，传统手工艺的存续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这场文明传承的现代性博弈中，简单的“博物馆式”保存或盲目的“创新性改造”都非正途，唯有立足文化本体论视角，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探寻活态传承之道。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经权之辩”为此提供了深邃的理论框架——“经”者恒常之理，“权”者应变之智，二者的动态平衡构成了传统工艺在当代转型中的核心方法论。

“经”之本：文化基因的稳态传承

传统手工艺的本质是文化基因的物质载体，其核心技艺体系承载着民族集体的审美记忆、价值观念与造物智慧。这些历经千百年淬炼形成的工艺范式，构成了文化传承的“元代码”，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不是简单的技术程式固化，而是通过材料选择、工艺流程、形态规制等要素的系统耦合，形成具有自洽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材料本源的生态属性、工艺程式的时空积淀，以及文化意象的精神特质等三个维度的坚守。这三重维度共同构建起抵御文化异化的精神屏障，确保工艺传承不因外界扰动而发生本质嬗变。

工艺传承中的“经”之维度具有双重文化功能。一方面，它作为文化身份的识别符码，通过特定的技艺语言维系着族群的文化认同。那些经过历史筛选沉淀的工艺特征，如同生物遗传密码般镌刻着文明的独特印记。另一方面，它构成质量控制的价值尺度，为工艺创新划定不可逾越的底线。这种底线不是对创造力的束缚，而是确保文化基因在代际传递中保持完整性的根本保障。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坚守通过师徒制传承体系、工序标准化流程、文化符号固化机制得以实现，形成具有自组织特征的传承网络。

“权”之变：时代语境的创新转译

传统工艺的活化重生绝非简单的技术复刻，而需要立足当代语境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本质上是对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要求传承者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在保持工艺本质的前提下实现表现形式的适应性调整。创新转译包含三个基本维度：材料工艺的技术革新，使用功能的场景拓展，审美表达的形态重构。每个维度都需遵循“权不离经”的原则，即在传统工艺的本体论框架内进行有限度的突破，使创新成果既具有时代特征又不失文化本真。

在技术革新层面，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的融合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新材料的引入不能破坏传统工艺的生态属性，新技术应用不可消解手工技艺的人文价值。功能拓展必须尊重传统造物智慧的内在逻辑，避免因过度追求实用性而损伤文化意象的精神内核。形态重构更需谨慎处理传统审美范式与现代视觉语言的辩证关系，既不能固守成规导致审美疲劳，也不能盲目求新丧失文化辨识度。这种创新转译的智慧，本质上是对“时中”思想的实践运用，即在动态平衡中把握文化传承的时度效。

“经权相济”：动态平衡的传承机制

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本质上是文化能量转换的过程，需要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构建动态平衡机制。这种机制不是静态的折中妥协，而是通过标准化要素与非标要素的互动共生实现的有机统一。标准化体系构成传承的稳定极，通过确立核心技艺规范、材料基准参数、文化符号谱系，形成抵御文化基因突变的安全阈值。非标创新则构成发展的活跃极，在既定的文化框架内开辟新的表达空间，推动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产体系和生活方式。

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传承发展的动力系统。标准化要素为创新提供文化坐标，确保变革始终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非标创新为传承注入时代活力，避免工艺体系陷入封闭僵化。这种辩证关系在实践中体现为“旧经新权”的转化模式——传统工艺内核的恒常性与表现形式的流变性共同构成文化传承的双螺旋结构。当这种动态平衡机制有效运转时，传统工艺就能突破“遗产化”困境，在文化守成与创新发展之间找到可持续的演进路径。

现代转型中的主体性建构

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转化承载着更深层的文化使命，即在全球化语境中不断巩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地位。这种主体性建构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输出，而是通过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型，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内涵。它要求传承实践既要超越对西方工业化模式的机械模仿，也要避免陷入东方主义式的自我异化，而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振兴之路。

这种主体性建构体现在三个层面。在价值维度，确立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抗衡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侵蚀；在实践维度，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产业的融合模式，开辟不同于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路径；在审美维度，构建具有当代性的东方美学体系，为全球艺术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这三个层面的协同推进，使传统工艺转型超越技艺存续的层面，升华为文明传承创新的载体。

文明传承的智慧启示

传统手工艺的“经权之道”蕴含着中华文明特有的传承智慧。它昭示着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在把握本质规律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传统创新不是推倒重来的颠覆重构，而是立足本体的智慧生长。这种智慧对当代文明发展具有普遍启示，即在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时代，人类既需要坚守文明发展的伦理底线，又必须保持应对变革的创新能力；既要维护文化多样性，又要推动文明间的对话融合。

传统与现代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通过建立恰当的转化机制，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新生。这种转化机制的关键，在于找到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在延续文明血脉的同时激活其现代价值。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本文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四期资助成果、苏州大学艺术学院2024科研项目“缂丝色彩数字化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编号:24SYK00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