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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吴微编丨KK

这个夏天，各种群里转的最多，同时被热议的话题，就是“生育补贴”政策的官宣。

从2025年1月1日起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三年领取补贴，直到3周岁，一年3600；2025年1月1日前出生的婴幼儿，按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

有朋友开玩笑说，从今年开始，小朋友一出生就是月薪300的“公家人”了。

身为80后，我本来以为这样激励人口出生率的政策，我们这个龄层看着就可以了，结果暑假期间，接连有两个朋友喜迎二胎——当然不是因为补贴政策的缘故，但大家调侃起来，颇有一种从“人口压力社会”社会进入“人口福利社会”的感觉。

北欧国家刺激人口出生的福利政策，我们虽然觉得很难一步跨到那种状态，但似乎福利的信号真的开始释放。

而相比“生育福利”，老母亲们更关心的其实是教育竞争的趋势——近有日本，远有北欧，都向我们展现了这样的效应， 更少的儿童，约等于更宽松的教育。对于一茬茬正在为教育焦虑的家长来说，轻松带娃的前景，似乎比月薪300的福利更值得期待。

从统计数据上看，“宽松”的局面，的确已经显现在曙光之中。“中国教育在线”曾公布过这样一组数据：

中国出生人口在2022年跌破1000万大关（2023年和2024年的出生人口分别是902万和954万），而2021年中国大学的招生体量已经超过1000万。

那岂不是意味着大学对所有孩子照单全收，还是尚有缺口——孩子将来终于可以“躺赢”大学了。

事实当真如此吗？

数据呈现趋势，但并不覆盖不同个体家庭的处境与需求，也不关联尚未发生的各种变数。如果只以当前经验来预测未来教育前景，无异刻舟求剑，一旦变化发生就会应对不及。中国出生人口的降低，对孩子或家庭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让我们掰开了看。

出生人口降低的连锁反应，

那些家长应该知道的事情

期盼出生人口降低的趋势，可以“暴改”中国当前的教育现状，这可能是很多家长的“愿景”。之前幼儿园一位难求，尤其是对优质幼儿园的竞争，常常逼得父母要“赢在出生前”——这类非常极端的教育竞争，前几年事实上还真切地影响着家庭的规划与投入，但到了今年，我们听到的是 幼儿园的“倒闭”潮。

从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到县城乡村，幼儿园在关停：

从2022到2024年，全国幼儿园累计关闭4.15万所，2025年尚未结束，但预计关停2.6万所。

全国幼儿园数量正从2020年29.17万的峰顶，以平均每天50所关闭的速度，极速跌落。

而留下来的幼儿园，则开始表现出对幼儿的渴求。

虽然很惨烈，但从供求关系上，的确显现出真实的“倒挂”。与幼儿园阶段的“倒挂”形成冰火两重天鲜明对比的，是今年中考和高考的竞争白热化。

所以有关出生人口降低这件事，家长群体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 当前教育仍未到系统化转型的阶段，教育的紧与松，根据学段的不同，共存在同一个时空中。激烈的教育竞争，还有8年左右的“燃烧期”。

在最近10年间，2016年是出生人口数量的最高点，为1786万人。

而出生人口真正走低，是从2020年开始，为1200万人，2021年降至1062万人，2022年跌破1000万至956万人，2023年进一步降至902万人，2024年略有回升至954万人，2025年预计将跌破800万人。

来源：新京报

也就是说， 2016年及之前的孩子们，仍处于教育竞争拥挤的赛道之中，以此峰值做一个预判，那么我们大致可以看到：

2019年是幼儿园入学压力峰值期，2022年是小学入学压力峰值期，2028年是初中入学的压力峰值期，2031年是高中入学压力峰值期，2034是大学入学压力峰值期。

而与此相对的，2023年开始，幼儿园出现宽松和过剩，2026年，小学开始宽松，2032年，初中开始宽松，2035年，高中开始宽松，2038年，大学开始宽松。

至此以后，我们的孩子 从数量上来说，的确进入了教育的宽松地段。而处于压力峰值期的家长，请继续做好面对内卷升级的心理准备——当然也有别的办法，那就是将孩子从单一竞争赛道脱离出去，多样化寻求教育上升通道，比如国际化教育路线、中本贯通、艺术升学、职业教育等等。

实际上相比在人口压力年“死磕”考试，寻求更多机会才是对孩子更好的安排。

那么对于终于等到“宽松期”的家长来说，孩子教育是否真的可以“躺赢”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教育从全局来说也将迎来它的转型问题。而全国一盘棋，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中国学校的转型将会经历至少5-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是教育转型的受益者，还是相反，实际上还是要取决于家庭的规划。

孩子变少后，

我们可能遇到的新问题

出生人口变少对教育的影响，最近3年幼儿园的情况给了我们比较直观的参照，所以我们还以幼儿园为参照，看看在教育领域会产生哪些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关停”。比如我们在前文中举了大学的例子，学位1000万，孩子只有900万，那么好像孩子很容易就能上大学。但幼儿园关停潮告诉我们， 当教育资源过剩，学校是会关闭的，一直关闭到大体和人数相当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的资源余量，很有可能最后并不存在。

第二个变量是优质资源萎缩。当幼儿园大规模关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推论：倒掉的一定都是资质不够，或是质量较差的幼儿园。事实也并非如此。

关停的幼儿园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乡村、县域幼儿园，因为人口不仅变少，还会流入更上一层的区域，比如当城市资源变多之后，吸引周边县城儿童的流入；

第二种的确是那种经营不善的，或是新开尚未形成品牌和招生渠道的，那么招不到孩子，只好关停。

然而 还有第三种，那些位于配置顶端的幼儿园。 以上海为例，很多私立国际园这几年都举步维艰，因为选择这类高端园的家长相对来说是一个小众圈层，当出生率降低之后，对于这类幼儿园来说，“招生市场”就萎缩了，而运营这样的幼儿园，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课程研发，还有高学历或外籍教师的人工成本，都需要高投入。

当入学竞争变成高端园的“市场竞争”，很多园开始难以为继，活下来的往往是有背景、有品牌的老牌幼儿园。而对于家长来说，最优质的资源总是稀缺的，老牌且高端的幼儿园永远是高门槛的，所以对于这类家长来说，优质资源的“自由市场”时期，往往也不复再现。

这样的情况未来同样会在小学、初中或高中出现。国家会出手稳住公办教育的局面，但是很多匹配家庭还孩子个性化需求的小众教育资源，可能就会因为市场缩小，而慢慢变得稀缺难寻，或是更加昂贵。

第三个变量是专业发展窄化。这个现象我们目前还没有直接的体感，但是在日本已有前车之鉴，这个变量主要是对大学的影响。

当人口变少，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进入大学的学生变少，而这些有限的学生往往优先选择就业优势专业或是热门专业，导致一些基础研究专业，或是文科专业生源不足，造成的连锁反应是科研经费不足、专业课程关闭、学术的多样化消失，而这种局面会导致学生越发流向“安全的”、热门的专业，形成恶性循环。

然而 大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成为学生的就业通道，还作为国家科研学术机构或是文化载体存在。如果学生足够多，很多专业尽管冷门，但总能有所传承，当社会需求上扬，就能立刻发展起来；而学生少到专业无法为继，甚至关停，就会让学术生态元气大伤。

以日本为例，“少子化”问题导致大学学术降级，2022年日本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的入围，仅存2所，使得政府调整政策与投入，重建大学科研学术生态，同时鼓励大学和外部机构的合作，吸引各种利益团体加入，建立多样化的研究基金会。

另外，日本还希望以吸引留学生的方式，从钱和人两方面帮助大学回血。最近几年我们感受到日本的留学热，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家长的性价比之选，还因为 日本政府“到2033年吸引40万留学生”的政策助推。

这三个变量，都是人口下降之后，学校教育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问题，还有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隐患， 在于教育领域人才的流失。

还是以幼儿园为例，最近三年的幼儿园关停潮，导致大量幼教失业或转岗，其中有年轻老师，也有资深幼教专家。而随着时间的推演，教师过剩问题将进一步蔓延到上层学段当中。北京师范大学2024年公布了一些研究数据： 到2035年全国将有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这种大规模的行业动荡将会进一步导致教师职业口碑下滑，有才能的年轻人进入教育行业的意愿将持续走低。

实际上以上都是人口降低之后摆在明面上的问题，国外有先例，因此中国从政策层面也会提前参考，给出应对。

2024年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我们从中就能看到政策导向的针对性：

稳步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以防关停潮造成资源中空；

在义务制教育阶段“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在教育资源过剩发展成危机之前布局个性化、高质量教学模式；

以及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探索特色高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等等。

都是和接下来的人口低潮对教育的影响一一对应的，但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维持稳定、公平是第一要义，而家庭如何规划孩子的发展，往往是出于更高的要求与预期。

如果教育“宽松”的前景同样意味着资源的选择降级，家长有没有为此准备好应对之策？

选择大于努力，

家长即将面对教育新格局

当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逐渐照进现实，在多数家长心中，画面感是这样的：小班化配置，师生比更高，个性化教学全面实行，师生关系更好，孩子在一种宽松氛围中考上大学，毕业后工作机会遍地开花。

但事实上，在这种画面真正到来之前，家长可能首先面对的是学校系统的剧烈转型。随着适龄人口减少，民办学校进入运营困难期，出于稳定性考虑，以防教育资源过于集中而不均衡，公办学校会在这个过程中逆势增量；而在动荡中，学校教师求稳心态会占上风，教育氛围很难说能达到家长想要的灵活、亲切，或是创新性解决孩子个性化的需求。至少在小初阶段， 家长会发现自己大概率只能找到安全而普适的教育，而到了高中及大学，则又会面临多样化选拔标准。

在这样的变动当中，家长会发现， 基本教育资源是均衡的，但是原本就很小众的优质资源会变得稀缺，而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社会化教育资源，比如运动俱乐部、社区科创教育中心等公共资源和设施，也会因为儿童减少而难以组织，或是缺乏投入而萎缩。

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本在一个学校里就能选拔并组织起来的运动俱乐部，现在需要合并同个城区内的好几所学校的资源才能成型，但也因此失去“就近”的便利和优势，感觉不方便的家庭往往会放弃参与。

日本就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最后一代青少年都出现人际交往机会降低，社会实践不足，社会贡献意识降低等等问题。对于中国家长而言，除了这些忧患还要加上屏幕依赖问题，如果社会活动资源下降，意味着留给电子产品的时间就会增加。

所有这些系统性失调，都不是一个“宽松的学校环境”所能解决的。而经历过教育内卷时代，家长对教育的期待仍是居高不下，那么中间的差距，实际上还是需要家庭自己去寻求方案，有针对性地解决。

学校确保解决教育的基本面，而基本面之上的专业发展则需要家庭更早、更多参与，这就是人口下行之后，家长所要面对的新格局。一部分家长会继续依赖学校教育本身的路径，并认为自己能够放平心态，接受孩子“走到哪算哪”的状态，当然也可以——日本最近3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都保持在98%左右，这似乎向我们释放了一个“利好”信号，家长放弃高期待，高要求，似乎结局也不会太差。

但是如果透过这个数据更深度去看——据日本学者的调研显示， 人人有工作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高质量工作，很多日本年轻人都在便利店打零工这样的“就业”状态中流转，而一些高端服务业、高科技行业的人才缺口仍非常大。

这个信息所透露的问题在于， 宽松的教育并没有构建出高势能的人才结构，相关政府报告也指出，“（日本）国家劳动市场中技能和知识的奖励体系不完善”，而这正是我们希望在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避免的结果。

对于家长来说， 人口下行年代，教育可能更需要提前规划、提前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家长选择往往比孩子的努力更重要。与之前30年“教育改变命运”的传奇年代不同，接下来的学校教育更回归教育的本来功能——创设环境，传授文化、能力和学习方法，但很难说要为每一个孩子的职业前景负责，在行业高度细分的时代，这基本上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家庭仍是孩子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中国家庭尤其很难摆脱这样通过教育走向上升通道的思维方式和情结。

这就意味着， 家长选择教育路线、组织教育资源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家长在教育这条路上不仅不能躺平，还需要不断保持信息对称、理解人才需求的发展趋势，甚至比学校更具备国际视野。

因为当全球都处于人口变少的趋势当中，无论国际关系是合作还是竞争，市场和人才都会相互融合，这也是正在发生的趋势。

只有了解这种融合，家长才能在各种不同取向的教育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孩子的路径，既不能在“内卷”的黄昏中继续无效努力，也不能完全躺平，而是要找到最符合孩子偏好，且能持续发展下去，帮助他跻身某个适配领域的能力，与他共同成长。

这是才是人口下行时期家长所要做好的功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人生没有真正的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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