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胡泳认为，青少年要想善用技术，需要掌握如下一些“生存法则”：信息不等于知识，知道很多事，不等于理解；别把网络当作全部的世界，在线也并不是真实；算法懂你，但你更要懂自己；隐私就是尊严，连接需要责任。

今年3月，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新作《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推出中文版，并引发持续讨论。书中，乔纳森提出了“童年大重构”这一概念，他认为，Z世代（即1995年后出生的孩子）成为历史上第一批被智能手机陪伴着进入青春期的人。

中国与乔纳森所描述的美国的境况相仿——手中那块发亮的屏幕，让所有人陷入到普遍的焦虑中，而它们对于并不成熟的孩子的影响尤甚。自2010年以来，青少年每天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大幅减少；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的学生数量增加；社会比较、网络霸凌和自我价值感的削弱的感受普遍在青少年中出现。社交媒体从孩子身上剥夺了对人类来说最为至关重要的一些体验，比如集体感、与他人同处一个地点的感觉（“具身性”）、沉静冥想、自我超越、不易怒并且愿意宽容别人，以及在大自然当中找到敬畏感等等。

《焦虑的一代》书影

基于这样的背景，十几年来一直潜心于“数字媒介与数字社会”研究、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决定与关注家庭心理学的写作者张缘共同写作一本《让孩子学会放下手机》。作为一本指南类工具书，这本书中从空间管理、规则制定、行为激励到替代活动设计等方面提出建议。值此书出版，澎湃新闻专访了学者胡泳。

手机式的童年与被屏幕重塑的一代

当被问及中国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伴随的关键互联网发展的关键节点时，胡泳勾勒出了一条清晰而迅猛的发展轨迹。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凭借强大的“后发优势”，在基础设施（3G到5G的飞跃）、硬件（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和应用生态上，共同构筑了一个“全世界搞得最好”的数字生活网络。

“微信上线，成为国民应用，近乎100%的中国人都在上面，社交完全转移到了移动端。”胡泳指出，“但更关键的节点是移动支付。”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双雄格局，让中国越过信用卡阶段，直接步入无现金社会。这一跃迁，意义深远。“一旦有了移动支付，手机就不仅是社交工具，而是承载了从电商、打车到买菜等各种交易。手机不再简单是手机，它成了我们生活的一大部分。”胡泳形容道，“一旦手机丢了，现实生活里真有点寸步难行。”

手机无与伦比的便利性和趣味性，如同一个柔软的茧房，将一代人的成长经历紧密包裹。“中国与西方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中步调相近。1995年互联网商业化，普通大众开始接入互联网，同频的科技浪潮，带来了相似的社会心理冲击。中国的情况与乔纳森《焦虑的一代》中描述的困境大抵相同。”胡泳谈道。

采访中，胡泳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剖析了“手机式童年”对孩子的深刻影响。

第一重是大脑与注意力的重构。“青少年的大脑仍处于发育过程中，他们的自控力和对成瘾的抵抗力并未成熟。”胡泳引入了“两种注意力”这一概念，他认为，一种是“自动注意力”，由大脑的默认网络主导，如同打开电视，信息自动涌来，无需费力，刷短视频和打游戏时的状态便是典型；另一种是“定向注意力”，它需要主动控制，比如阅读一本厚重的书籍。

“青少年正在被削弱的，正是这种‘定向注意力’。”胡泳指出，其直接后果是知识结构的碎片化，以及难以对持续的活动保持长久专注。我们正在无意中，用最轻松的方式，瓦解着下一代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根基。

手机对于青少年的第二重影响是窃取他们的睡眠。“以往的信息获取行为，比如看书、看电视，你是可以‘放下’的。”胡泳对比道，“但手机完全不同。”睡前“就看一眼”的念头，往往吞噬掉两三个小时。这不仅仅是睡眠时间的减少，更是质量的下降。屏幕发出的蓝光干扰着睡眠节律，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则让大脑无法进入真正的休息状态。“睡眠不足会引发一系列身体和心理的反应，孩子可能更容易焦虑，甚至走向抑郁。”胡泳将睡眠问题视为手机童年一个非常糟糕的后果，它像是一个基础病的源头，悄然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胡泳接着谈道，手机的第三重重要影响是社交模式的改写。“我们越来越不注重面对面的交流。”胡泳说，“很多交流都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它改写了我们的交往方式。”从“在操场上见”到“在群里见”，一句调侃背后，是人际互动本质的变迁。真实世界中的眼神交汇、语气微妙、肢体触碰所构建的丰富情感连接，在冰冷的文字和预设的表情包中被简化、被过滤，甚至被扭曲。

胡泳在接受采访中

数字素养：数字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

在防止手机整个社会，政府、企业、学校、家庭、个体，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应对系统。胡泳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立法速度在世界前列，但“常常执行得并不好”，需要在监管与个人权利、成年人与青少年的约束标准之间找到平衡。

“当你的工作、生活、娱乐都在手机上进行时，你不可能完全放下它，否则会影响正常生活。”技术当然有不可或缺性，但胡泳强烈反对科技界那种“你控制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的论调。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它把责任转嫁到用户身上。”胡泳认为“无论是硬件还是应用的设计，都包含了大量的‘成瘾性设计’——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更多地使用。”因此，社会必须向技术研发者施加压力，例如推行“青少年模式”和时间控制功能，正是因为单靠个体的意志力，难以对抗精心设计的商业逻辑。

心理学家桑代克的“小猫迷箱”实验可以证明，刷手机的动作是一种“形成和巩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我们玩手机的行为，比起一种理智的选择，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我们在刷手机这一行为上或许总是高估意志力的力量。而实际上，对于已经手机使用的泥淖中的我们，需要花很多心思、需要运用更多更好的办法来脱困。

胡泳总结道，培养良好的数字习惯和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是在数字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

他以自身为例：“我使用手机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用它念书。”他的微信读书排行榜长期位居好友前十。“这并不是说，只要读书就是好的，用手机干别的就不好，我读的百分之六七十是小说，也是一种消遣。关键在于，每个人要分析自己在手机上的时间分配，找到属于自己的‘信息与娱乐组合’，并有意地去建立和维护这个‘菜单’，而不是随波逐流。”

胡泳认为，关于数字素养的培育，始于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审视信源。“相当多的人没有这个意识，大家不看信源，只看内容是否打动自己。”他列出了几个基本原则：信源是否权威？是否是单一信源，能否交叉验证？信源是否与事件存在利益关联？“那些散布不良信息的人，会精准研究人的心理，用标题党等各种手法来操控你。比如‘不转不是中国人’这类话术，调动的就是你的情绪诉求——恐惧、愤怒，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让你在义愤填膺时，忘记了去核实消息的真伪。”

从无手机空间到身体在场：与手机争夺孩子的注意力

《让孩子学会放下手机》一书，就是胡泳与合著者张缘为让孩子也建立良好的数字素养而提出的实操指南。“每个家庭都有能力成为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书中所介绍的方法并非单纯的理论，而是经过验证的、务实可行的工具。每一章也都是精心设计的，或许孩子不会立刻接受，但只要家长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引导孩子重拾面对真实世界的勇气与喜悦。”

书影

胡泳介绍，书中所有的背后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几个原则——时间管理、空间隔离、正向激励与具身性回归。

空间与时间的管理是基础，“要严格设定一些无手机区域和无手机时间。”胡泳举例，比如餐桌、床头、卫生间应该是“无手机区域”；睡眠前、家庭出游时应是“无手机时间”等等；使用手机时，“正向激励机制”意味着，正向反馈的强化效果远大于严厉惩罚，无论是用社会性强化、活动性强化，还是某种积分或代币奖励系统，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孩子能接受、且能真正内化为行为导向的组合。

具身性的原则强调一种在场感，“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好趋势是身体越来越不在场。”胡泳说。为了对抗这种趋势，必须主动创造身体在场的体验：走进大自然、线下见面、体育运动、一起做手工、烘烤蛋糕，乃至培养孩子做家务。“家务是很典型的具身活动，甚至是一种具身化学习。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回被虚拟世界稀释的真实感。”

书内页

要警惕AI“迎合”的特性

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胡泳坦诚地分享了他的经验。

“孩子跟孩子不一样，”他深有体会。他的一个孩子是狂热的奇幻文学爱好者，大量时间花在阅读相关作品上。“负面影响是看手机时间过长，眼睛近视；但好处是，这真的是她的热情所在，也许未来会从事创作。”胡泳对此展现出开明的一面，而这开明源于尊重：“因为她能说服我。在这个领域，她的知识远胜于我，我甚至要向她学习。”

胡泳也观察到在手机的影响上的性别差异：“男孩更容易迷恋游戏，女孩则更容易陷入社交媒体的聊天和形象管理。”他与家中的小男孩围绕游戏展开了多次拉锯战。在他看来，真正的成功“不是禁止游戏，而是帮助他发展出游戏之外能带来收获和愉悦的事情，他自然会把游戏看淡。”

面对呼啸而来的AI时代，胡泳表达了谨慎的担忧。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是，青少年开始将AI聊天机器人视为心理咨询师。

“技术往往有两面性，”胡泳首先承认，“它可能解决问题，也可能带来问题。”他与已大学毕业的大孩子在此事上存在分歧。作为父母，他更警惕AI的“迎合”特性。“在真实生活中，谁会处处迎合你？真实的关系充满摩擦，而关系正是在摩擦中建立的。”胡泳指出，在AI无摩擦的交往中，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会变差，心理会更脆弱。更重要的是，“AI不适合做心理咨询师。真正的咨询师会挑战你，指出你的问题。但大模型不会，它只会说‘你这么想很好’，它具有一种‘谄媚性’。”这种无原则的共情，可能让陷入困境的孩子在错误的认知中越陷越深，甚至已有极端案例出现。

最后，胡泳总结说，青少年要想善用技术，需要掌握如下一些“生存法则”：信息不等于知识，知道很多事，不等于理解；别把网络当作全部的世界，在线也并不是真实；算法懂你，但你更要懂自己；隐私就是尊严，连接需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