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由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办，太湖世界文化论坛财富文化发展工作委员会、《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浙江金融研究院、浙江财鑫传媒联合承办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钱塘对话”在杭州举办，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作题为《人工智能投资如何对标高质量发展目标？》的主旨演讲。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 蔡昉

“人工智能投资能不能良好对标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他指出，全世界都形成了一股人工智能的投资热，这一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是浇不冷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东亚国家生育率低、老龄化程度高，最核心年龄段的劳动力迅速下降，急需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各种要素投入；二是，在地缘政治格局下，关键性科技作为国家占据制高点的标志；三是，人工智能是处在战略性竞争之中大公司科技居领先和市场地位的象征；四是，基于对未来生产率的期待，用户企业承受不起落后于人的风险。

蔡昉表示，颠覆性技术突破通常伴随投资热乃至泡沫，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承认存在泡沫，但认为不可避免。他提到，贝佐斯将泡沫区分为“好的”和“坏的”泡沫，前者是一种产业泡沫，最终技术留下来，生产率得到提高，社会财富得到增加；后者则是指金融泡沫，金融泡沫从来是要破裂的，破裂以后都伴随着灾难。阿西莫格鲁也将人工智能区分为“正确”（增强能力）和“错误”（替代就业）。

蔡昉指出，两种泡沫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真正意义上，人工智能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是创新就有创造性的破坏，既有创造性也必然有破坏性。

关于如何选择好和坏、正确和错误，蔡昉引出了“对标”。他表示，在人工智能应用中，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性质会充分显示，为了抑恶扬善，不仅是在技术环节、开发环节要去对齐人类道德观，而是要全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当事人来进行对标，对标就是智能向善，这可能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应该对标什么？蔡昉指出，在供给侧，要以生产率打破供给侧制约，破解“索洛生产率悖论”。对标必须让人工智能服务于提高生产率，使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新驱动力的重要保障。同时，要从源头遏止“内卷式”竞争，必须打破竞次的恶性循环，提倡创新。

在需求侧，伴随着人口的负增长、老龄化程度提高，消费需求成为越来越大的制约因素，当前就业者承受社保缴费、老人赡养、预防性储蓄三重负担，因此要应对老龄化的消费挑战，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问题。此外，居民消费方面也要通过人工智能来实现提高消费率的目标。

最后，蔡昉表示，人工智能对标供给侧，对标需求侧，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都需要制度环境，而制度环境需要通过改革。第一，应该用制度建设平衡新技术的创造性和破坏性之间的关系，要让创造性大于破坏性。第二，制度建设要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第三，户籍制度改革有巨大的潜力，通过改革可以带来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也就是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巨大的消费者市场。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张燕冬： 首先，有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蔡老师长期关注现实经济问题，在农村经济、劳动经济、人口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收入分配、制度建设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他今天将为我们带来题为《人工智能投资如何对标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演讲。掌声有请！

蔡昉：谢谢燕冬，大家上午好，我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财富金融文化，其实这三个领域都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们现实就有一个这样的话题，所以我也一直在关心，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思考。人工智能的投资如何对标我们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我想这两个前所未有充分刻画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取决于你能不能抓住，风险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要求你去积极地应对。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同时强调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今年国务院也颁布实施了人工智能+行动意见，特别强调了促进人工智能与诸多重点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刚才郑主席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智能向善，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与此有关。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的投资如何对标。因为能不能良好地对标，也就是对标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形成了一股人工智能的投资热，美国的经济学家预测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90%多的GDB全部来自人工智能的投资，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很自然就引起人们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看我们后边也有一节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一轮发展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泡沫？我也听到过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在讨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说两者都是，那我们就很难说到底应该遏制这场革命还是鼓励这个泡沫。

这三个国家也有一些共同性，第一都是东亚国家，更重要的特殊性就是都是生育率极低，劳动力开始短缺，老龄化程度非常高。这张图显示最核心年龄段的劳动力，三个国家这些年都是迅速下降的，而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各种要素投入的这种功能是我们急需的。有一个倾向，大家认为世界上所有解决不了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老龄化、极端气候等等，归根结底都可能要靠人工智能，这是第一条。

第二，在地缘政治形势激化的情况下，也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时候关键性科技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制高点上，所以每个国家都会不遗余力地推动这场革命，这也是没法遏制的。

第三，处在投资热中心的这些世界上最大的最重要的科技企业，美国、中国都有很多这样的处在漩涡中央的企业，他们都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地位当作自己的技术领先和市场份额的一个象征，这也是竞争的压力所在，同时作为人工智能的用户，任何企业甚至机构都会认为如果我不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那么我就会落后，落后就在竞争市场上挨打、被淘汰，因此我承受不起。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一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是浇不冷的，不管是革命还是泡沫，你都浇不灭它。

任何技术都有双刃剑的性质，人工智能也有一个双刃剑的性质，也有二分法的分析范式。我随便列了历史上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有人专门做了这样的研究，历史上所有的颠覆性技术的周期上都伴随着巨大的投资泡沫，几乎全部是和泡沫相伴的，只要有科技革命就有泡沫存在，而这个泡沫就难以避免。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视频，贝佐斯讲他也承认这轮的投资热潮是有意的，同时也存在着泡沫。他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区分，有两种泡沫，一种是人工智能本身，它是一种产业泡沫，不管别的，最后这个技术留下来了，生产率得到了提高，社会财富得到了增加，所以他说这是好的泡沫。另一方面伴随着科技泡沫是金融泡沫，金融泡沫从来是要破裂的，破裂以后都伴随着灾难。但是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你不可能想要这个而不要那个。我觉得他这种分类也有他的意义，真正意义上人工智能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是创新就有创造性的破坏，既有创造性也必然有破坏性。

在我们的领域，我研究劳动经济学，我们这个行当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也做了一个区分，他说人工智能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正确的人工智能是增加人的能力，使一些过去不能做的工作，这些劳动者做这项工作也能称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说也有一种错误的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唯一的目的就是替代人的工作，很自然它是破坏就业岗位的，两种到底哪个占上风，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我们怎么选择好和坏、正确和错误呢，就是我今天想谈的对标的含义。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界的人士知道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有一个对齐问题，对齐问题最早由维纳提出来，他说人工智能是为人服务的，但是它一旦独立行动，你没法控制它，如果你知道没法控制它，你应该在最初在它的基因中就写上它什么事不能做，要让它跟人类的道德观对齐，所以他们叫对齐问题。这些就涉及伦理、向善、隐私的保护、安全问题等等，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再次具有了双刃剑性质，其中一条是说它有外部性，巨大的外部性，它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外溢到技术之外了，到了经济领域，到了社会领域。所以如何让人工智能看齐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甚至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很多设想它可能会驾驭人类、控制人类甚至伤害人类。

刚才我讲的看齐问题，他们叫作Aliment problem，我想最好的翻译，既是翻译又是意译又增加它的社会含义，就把它叫作对标，这是中国人善于说的东西。不管你是处在第一梯队还是在第一梯队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必须公认，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我们有庞大的应用市场，有庞大的应用场景，这是优势。应用中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性质就会充分显示，我们为了抑恶扬善就必然在整个过程中，而不仅是说在技术环节、开发环节去对齐看齐，而是在全过程中涉及所有的当事人来进行对标，对标就是我们所说的智能向善，这个可能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因此我下边列几条我们应该对标什么东西。第一是人工智能的目的针对中国来说是用生产率的提高打破我们供给侧的增长制约，因为这次四中全会再次确认了2035年我们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个什么样的愿景，解读材料在数量上也给了新的定义。要求我们以特定的增长速度实现GDP的增长，这个增长速度伴随着老龄化的来临是有所减慢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动能，从要素投入型转向生产率提高型。人们说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提高生产率，就是减少投入，这不是天然的，没有必要再额外讲对标。

其实不然，在经济学理论上和现实的经济史上，我们都看到了索洛悖论，索洛1987年得了诺贝尔学奖，同一年他有一篇小小的豆腐块文章发表，其中讲到如今我们到处都看到了计算机，但是我们在统计里看不到计算机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后人把它概括为索洛悖论。我们的目的是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但是现实中生产率又没有多大提高，我想解释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应用技术上，每个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那些使用了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这是必然的，但是它就把劳动力排斥出去了，而劳动力的去处只有进入到生产率不高而且没有赶上新技术浪潮的企业、部门和地区，这样就等于说生产率高的有，生活率低的就更低了，马太效应就显现出来了，总体劳动生产率就没有像预期提高那么快。因此对标是必须让人工智能服务于提高生产率，使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到过去这些年我们二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快于三产，但是劳动力的增长却是三产增长最快，证明了生产率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要对标，必须科技向善。

这些年中央大力致力于（整治）所谓的内卷式竞争，有一些政策也都陆陆续续出台，我想这些政策有一些是治本的，也有很多是治标的，标也必须得治，但是治本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它归根结底导致内卷竞争的根源，我叫做两降两升。两降就是随着我们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我们劳动生产率攀升就更加难了，高处不胜寒，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都趋于下降，这是第一降。同时劳动力短缺、资本回报率下降，你的投资，不管你的投资环境多好，你多么宽松的政策，但是投资的回报率是趋于下降的，这也是趋势，因为改革开放大部分时机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高于全世界，现在也算回归到均值。相应的就有两升，取得同样的GDP增长，取得同样的产出，你必须发放更多的货币，你必须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就是这样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你更多的投入，但是你的回报率下降、生产率下降，企业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就只好去内卷式的竞争了，就降价，竞争到底线。我们必须打破竞次的恶性循环，提倡创新。

前面是供给侧，需求侧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制约，特别是伴随着人口的负增长、老龄化程度提高，消费需求成为越来越大的制约因素。在我们年龄的人口分布和消费分布上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现象，占人口比重更多的中年和老年人的消费占比却是非常低的，老龄化的情况具有降低消费率的内在趋势。正在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人口是挣钱的时期，因此应该是消费最旺盛的年龄组，但现实中这部分人面临着三重负担，第一，我是所有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缴费者，我缴了多少费，费率是多少，多大程度上减少了我的消费能力。第二，我家庭的老年人，在他们领取养老金之后其实还不足以跟我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因此我还要赡养我家里的老年人，这是第二重负担。第三重负担是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未来人口抚养比会变化，等我退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缴费了，因此我今天就要未雨绸缪就要预防性的储蓄，因此这三重负担，我把它叫作现收现付悖论，导致人们的消费意愿是不强的，消费能力也受到了影响，更不要谈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不高、就业率不高、收入不高，因此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偏低。这些都应该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问题。

现实目标，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就要保持特定的增长速度，比如4.8%，这个速度从我们潜在增长率供给侧来看是做得到的，我们具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需求侧条件得不到满足，它就会让你达不到这种能力，因此我们需要打破的制约就是需求侧特别是居民消费方面。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显著提高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成为关键的关键，我非常高兴看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把消费专门列了一个部分，几乎提出了提高居民消费率的目标。具体把它量化一下，未来我们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我的算法是我们要赶超20个国家，直到达到葡萄牙的水平，这20个国家GDP要赶超，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这20个国家的居民消费力的算术平均值是61%，而我们的水平目前是39%，也就是说有20个百分点要赶超，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在常态的发展轨迹上我们达不到这个目标，唯有利用人工智能才可能。

最后，人工智能的对标，对标供给侧，对标需求侧，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都需要制度环境，而这个制度环境需要我们通过改革，我只举三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一，我们应该用制度建设平衡新技术的创造性和破坏性之间的关系，要让创造性大于破坏性。这张图显示的是这些年我们的就业在不断提高，净增长也不断在增长的情况下，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流失的现象，我新创的就业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转化成净增就业，这两者之间的差就是被破坏掉的工作岗位，向下走的是增量和存量的就业破坏量。我们创造的毛就业增量是1.7亿，在2012年之后，其中有5000多万被损失掉了，净剩了超过1亿，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是没有人工智能充分发挥的条件下，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加大破坏性，因此你必须应对，这里就要应用一个词，中国的传统智慧叫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人工智能有强大的赋能，我们必须用这个东西来应对它的巨大的破坏性，用前所未有的机遇去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这要通过改革来达到。

第二，制度建设要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最近我算了个数，大家都说老龄化，未来抚养比会越来越高，我们养不起这些老年人，更不能做到最好状态的老有所养，但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算了一个数，我们用合理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去看他能够创造多少GDP，因为我们对GDP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到2035年，因此得到的这个数就叫作赡养生产率，这个数到2035年之前每年以5.6%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我们的老年抚养比每年只以4.6%的速度提高，也就是说生产率跑赢了老龄化程度。同时我们根据国际上的一些智库对美国的估算，他最好的情况下到2035年可以提高GDP20%，我们中国是庞大的应用人工智能，我们假如也能够提高20%，把它折算到每年的增长率中，我们的赡养生产率就可以提高7%以上，那就更快于老龄化的程度。因此这些都要求我们创造条件，第一保持生产率增长，第二能够让生产率增长通过制度在全体居民中包括老年人得到充分的均等地分享。

都说我们缺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缩小了，但是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在城镇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的两个城市化率之间有着18个百分点的差距我们14亿人，劳动力有8亿多，1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就是800多万，10个百分点是多少，18个百分点又是多少，因此通过改革实现重新配置可以带来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也就是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巨大的消费者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同时能够得到满足，这个同样依靠人工智能的赋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