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大概是因为“爱国”的缘故，近些年，四面八方传来“我们曾经科技最领先”的强音；在三星堆发掘出高度疑似焊接物件的催化下，几乎被定格成了“真理”——容不得半点儿怀疑的那种，但有丝毫不苟之色就会被冠以“殖子”、“公知”、“润子”甚至更可危头衔口诛笔伐直到“搞倒搞臭”的那种。这气势要真到了人人信以为真的火候，想想还挺该忧惧的。

且不论那样兴冲冲人身攻击的网络爱国者们弄没弄明白“爱”以及“国”究竟为何，更不没事找事地去设想他们那样的兴奋与决绝的背后，是隐着怎样的“初衷”或说“苦衷”，仅就事论事地粗粗瞭一眼“可见的历史”，就或可稍许清醒一点点，就一点点。

坦诚的自审，永远都不招人待见，却又永远都不可或缺。

（一）关于《永乐大典》和《山海经》的新传说

在“追证”古代中国科技“最先进”、“遥遥领先”的“运动”中，最被当作“力证”的，是其实只是“见名”于史籍而并无（或称“尚未”）发现确切存在的《永乐大典》；相传是名永乐年间启动并基本完成的百科全书式“国本巨典”，囊括了中华文明的科技精华，几乎是所有近现代科技的“基底”！换言之——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后来的工业文明。

这说法，至少被当世的“人们”，找到了两个“基点”：

其一，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如果没有强大的科技和制造，怎么可能完成后来西方所谓大航海远不能及的“环球”旅行？！甚至，有人头头是道地“分析”出郑和船队的船只都已经不是后来西方人津津乐道的蒸汽机以及再后来的内燃机，而是“核动力”！

其二，《永乐大典》之所以并无（或说“尚未”）发现确切存在，是因为“被盗”——某个或某些西方传教士到“大明”晃悠了一阵子就神秘消失了；不久后，他们那“还在树上”的同类们，就忽然莫名其妙地“开窍”了，启动了他们的“工业革命”……演绎指向即是，无耻的洋和尚偷走了我们的《永乐大典》，学会了遥遥领先的科技，还更加无耻地“贪天之功”，自我标榜成了工业文明的先驱、领导者。

再说《山海经》——从其中一些记载“分析”、“解读”出太平洋的海沟、南美洲的禽兽、澳大利亚的独特地貌，等等等等，说明两点：

一，我们的祖先拥有足以探究到那些远在今天疆域之外事物的能力，相关技术可见一斑！

二，那些被考察出、探究到的地方，都曾经属于我们；至少应该如此；因而，当“收复”！

此外，还有对《易经》《周礼》等古代典籍及标榜了中古、近古名头的各种“堪舆图”的“展现”与“解析”，虽都不比《永乐大典》和《山海经》“成气候”，却也堪称“弘扬”我们古代“高科技”的“延伸”和“补充”。

类似说法，其实并不新鲜。且不说二三十年前饱受国人耻笑的以“换脸”和“黑哨”享誉全球的某“近邦”对自身“来历”和“古代成就”的吹嘘闹出的笑话；再早，三十大几年前，笔者大学同寝一哥们儿就在“卧谈会”上很认真地发表高论说：牛顿不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是出色的翻译家；砸到他头上的不是苹果而是一本天书；别人看不懂，他给翻译出来了，就有了微积分和经典力学……

这哥们儿英年早逝，特想朝天一炷香告慰他：那不是天书，是咱的《永乐大典》啊！

（二）古中国科技的“微光亮点”

为暂且保住老命，着实不敢跟以《永乐大典》《山海经》等为“据”定义古中国科技“遥遥领先”的“正能”硬刚，只是“溜边沉底”地扫扫其实应该是人人可见的简单历史线条。

华夏文明的“中心区”、今天中华大地的“腹地”，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上古中期，青铜铸造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不仅促成了商朝中后期的“原始工商业”，也间接推动了农耕相关技术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技术飞跃”，就是“打井”。

打井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极大改进了农耕灌溉条件，使得先民告别了“逐水草而居”的古老生存模式，开始了更广泛的农耕，从而奠定“以农为本”的生存基底。由于实在不敢就把从小在正规课本和正规课堂学到的西方文明史“当真”来做比较，就只能说，横向不看，就自己看自己，三千多年前的打井技术，不仅派生出了“井田制”这样的农耕管理机制，更是几乎可以跟青铜铸造技术“比肩”、共同构成华夏文明“科技基架”的重要科技成就。

相比而言，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其实，个人认为，细论起来，还真算不上有多伟大。放在我们那么漫长的农耕历史去看，“四大发明”式的科技突进，数量真不多；我们古代的科技发展，真是说不上“高效”；甚至，某种意义上讲，成果上，都有点儿“乏善可陈”。

这么一说，肯定大把喷子顷刻对准了过来。能做的，大概只能是拿个土法自制盾牌格挡一二——跟能把手动风箱说成工业活塞“前驱”的谁谁谁们，真没什么好争辩的，就便是争，也……是吧……就像郭德纲说的——当着火箭专家的面儿谈论火箭升空到底是靠烧煤还是烧柴禾，火箭专家看你一眼都算ta输了。笔者之于“科技”，当然远不可比拟火箭专家或者任何什么别的专家，但好歹还算有点儿常识。

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即大约“东周”（春秋战国）到魏晋的大几百年，众所周知，华夏文明几乎处在“沉浸式”的战争状态。也是在这个时期，华夏文明展开了“哲学”篇章。百家争鸣中，服务于战争的“相关技术”，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从“强秦”的“武器标准化”到三国时的“木牛流马”，可谓层出不穷。被后人引以为傲的“地动仪”、“浑天仪”、造纸术（又称“蔡伦造纸术”），等等，也都生发在这个时期。

但是，出于诸如政权更迭频密、需求复杂多变、测量检验相关“配套”不同步、保守垄断等多方面原由，这个时期大多数科技成果，都没机会得以稳固的延续，更毋论“进阶”式提升和“关联融和”，不仅没能构成“体系”、“规模”，甚至很多都离散失传，一个个本来就相对孤立的“亮点”，到头来只余稀松“微光”，虽嫌遗憾，却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治世之学vs奇技淫巧

自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以儒学为“最主要”的社会哲学，成为了“学问”的主体；到隋朝开科举，更是由之前还尚存些微“自由度”的社会哲学，聚焦成了以“管理理念”为核心的“治世之学”，成为知识阶层的追求方向。

相比而言，以手工劳作为“基础土壤”的科技，则愈发沉沦成“治于人”的“劳力”。手工业者处于最多也就是“比肩”农人甚至还更加不如的“底层”，既得不到必要的尊重，也基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绝大多数都不怎么识字或者干脆就是文盲。这样的话，就算之前有些成果存续下来，也基本谈不到“继学”，更也就说不上“跃升”；绝大多数“手艺”，都是建立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保守生存意识基础上的手口相传，虽不能说“倒退”，但想要“前进”，实在也是难上加难；偶有个别“有灵性”的工匠，做出略略突破，也大抵会被读圣贤书、钻研治世之学的主流知识阶层，嗤之以“奇技淫巧”。

低下的地位，轻怠的评价，严重压抑了科技实践的积极性。本来就在“能力”方面先天不足，再没了积极性，能发展起来才怪！所以，就便是盛世大唐和富足的北宋，也未见可与匹配的璀璨科技成就。火药炸出的耀眼，活字印刷带来的兴奋，都也伴着“奇技淫巧”的品评，蹩居在“治世之学”的巨大阴影下。

有人说，明朝时候的“红衣大炮”，比同期的西方要先进。或许是。但“后来”呢？为什么几百年过后的虎门，还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而竟没有明显改进？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再怎么厉害，也还是“上不了台面”的“奇技淫巧”，还被严格保守垄断着。

有人说，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体量多大，航行多稳，甚至还有人反向强调说“那么远的航行不可能靠划桨吧”……哪么远的航行？看看相关记录就知道，最远只是到了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走了走印度洋而已。说全程不可能划桨的，难道不知道有个叫做“风帆”的东西？欧洲的大航海，起步阶段，也靠的是那玩意儿。当然，必要时，该划桨还得划桨，只不过船太大，要很多人一起划桨才行。

退一万步——如果郑和能跻身“主流”，下西洋有机会“形成制度”，也不能就说，相关技术不会改进、提升；可只要随便查查看，就会知道，郑和、领了下西洋皇命的郑和，当时是个什么地位，下西洋，又是承载了怎样的使命或说抱定了什么目标，相关“科技”的“探索性”，能称得上几分？

总体来讲，最晚也是自魏晋起，直至被人家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最起码一千大几百年间，华夏文明之于“科技”的生发“土壤”，可谓“贫瘠”，不大可能生长出繁盛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