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那个社交媒体关掉，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二十多年前，中国工信部曾推动过一项颇具争议的计划——要求在全国销售的个人电脑上强制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这款软件宣称能够过滤色情内容、屏蔽不良网站，并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上网保护”。

随后，绿坝被安全研究人员发现存在严重的隐私与后门风险，引发舆论反弹。最终，这款许多80后90后都熟知的软件，在强烈批评声中迅速退场。

彼时，外媒还以“洪水未退、绿坝先溃”来形容这场试图全面禁止的闹剧。但时隔二十年，国际舆论却来了一次大掉头：最近，澳大利亚落地了一项针对未成年人的“一刀切”社媒禁令，反而成为了“遥遥领先”的象征，政府对此毫不掩饰地感到自豪。

这项号称“史上最严、全球首例”的禁令于12月10日正式生效，最令人瞩目的，便是禁止所有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拥有或维持社交媒体账号。澳洲网络安全部（E-Safety Commissioner）公开的首批受限的名单中， 禁令几乎囊括了欧美年轻人使用的全部主流社交媒体，包括TikTok、X和Instagram在内。

若相关公司不能阻止，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2.32亿人民币）的罚款。

如果你曾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条新闻，那么算法可能已经随之送上不少澳洲家长的真实吐槽：禁令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形同虚设。孩子甚至不需要花什么心思——天生长得着急，13 岁也能轻松刷脸过审。

总之，“一刀切”的禁止显得欠缺“言论自由、尊重隐私”的西方风格，技术手段也显得颇为古老，但目前丹麦、马来西亚等多国政府都将澳大利亚作为典范，考虑在本国制定类似法规。

这种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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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媒禁令的落地并不像灭霸打响指，而是在生效之日前就开始渐渐显露影响，因此提前就给人留下了“没什么用”的初印象。

一周前，Meta就在澳区的Facebook、Instagram和Thread开启了年龄验证通道，并移除了44万个青少年的账号。而截至本周三，TikTok也停用了约20万个账户，未来几天还将有“数十万”个账户被封禁。据估计，受该法案影响的儿童将有约100万人。

也有人提前发出了告别贴

Mina生活在悉尼，她13岁的儿子在这Instagram和Thread上都有账号，但却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因为全班孩子都会用VPN。她告诉我，用儿子的话说，“大家只是有点烦”，如此罢了。

十几岁，恰恰是“大人不让做什么，就非要做什么”的大好年纪。禁令当前的青少年们，早早找好了各种办法。

TikTok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结合技术和人工审核来检测用户年龄，因此目前简单地选择“是”后仍可正常使用

这些简单的小手段，让所谓的“最严禁令”显得像一个笑话。在很多方面，它也显得仓促而草率。

如果嫌VPN和糊弄刷脸麻烦，青少年总还能当一把数字难民，转战其它平台。据Sensor Towers数据，前段时间澳区App Store的应用商店榜上，一个鲜为人知的社媒Yope直接从三百位开外一跃到了榜首；排第二的，则是字节跳动旗下的Lemon 8——这款与Instagram对标的应用，此前只能在二三十位徘徊。

这印证了反对者的担忧：禁令通过动态拉清单的方式要求平台自查，那么总会有新平台先一步冒出来，把监管变成一场打地鼠的游戏。

Tik Tok refugees的风波为小红书打开了国际知名度，如今也能看到一些澳区的华裔“移民”

此外，法规只要求确保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拥有或维持账户，这带来了相应的漏洞：在Youtube和TikTok上，用户在登出状态下仍然可以滑动观看并分享短视频。

卫报记者用一部“白板”iPhone做了个实验，发现登出状态下，平台算法反而会源源不断地送上更多少儿不宜的内容，诸如新纳粹颂歌、博彩广告、反移民集会、阴谋论……

对此，澳大利亚网络安全部的回应显得有些空泛：推荐功能可能仍会运行，但平台不得“破坏法律的意图，或让年轻人接触有害或不适合年龄的内容”。

未登录的TikTok用户，能看到的有左图中一段博彩公司的AI生成广告，以及中右图里的反移民集会

另一边，不少对禁令有效性的质疑也源于其惩罚力度不足。有业内人士指出，罚款即便开到上限，对于科技公司来说可能也不过是“洒洒水”的经营成本。例如单就Facebook一个平台，不到两个小时的全球收入就能覆盖这一罚款。

这相应地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既然法律已经要求社媒对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关上大门，那么平台就更没什么必要去完善平台上的青少年保护机制。已知现行的技术手段根本拦不住青少年，那么冲浪误入深水区的几率只会不减反增。

有家长抱怨，禁令直接干废了Youtube的家长控制功能

此前欧美传统中，父母是保护未成年人的第一责任人，因此在互联网的使用上，往往采用家长负责的“软性指导”，例如提供家长控制工具、推行分级制度。

而这次澳洲的社媒禁令之所以被称为“最严”，关键在于它彻底取消了“家长批准豁免权”——未成年人只要未达年龄线，无论父母是否同意，都无法注册使用。不过，违规本身并不追责家长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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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转移，源于家长们的“敌人”从游戏变成了社媒。

细看澳洲网络安全部列出的清单，可以把靶子更精准地定位到算法。例如Roblox和Discord，虽然同时有游戏和社交的属性、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也令不少家长很头大，但并不在被禁之列，原因在于它们并没有依托算法无限滚动的信息流。

法案里甚至明确把游戏除外

负责推动社媒禁令落地的通讯部长安妮卡·威尔斯曾在公开讲话中，把算法类比成毒品，因其设计就是为了使人成瘾，对于发育未全的青少年，社媒就成了网络欺凌的温床、焦虑情绪的放大器、信息茧房的缔造者、同辈压力的传播渠道以及潜在不法分子的工具。

这或许并非耸人听闻，早在2017年，Facebook前总裁就曾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平台的设计本意就是利用人类心理弱点，靠随机的多巴胺刺激最大化占据用户的注意力。

游戏里，玩家至少还是内容的消费者，而在社媒运转中，用户却是平台最大的资产。在这一基础上再谈青少年保护，就构成了一套“设计社媒算法的科技公司唯利是图，危害青少年”的叙事。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家长们面对这样的说法，都会毫不犹豫地跟一句“社媒太坏了”。民调显示，在禁令生效前夕，有77%的澳大利人都对其表示支持，许多家长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谴责科技巨头的不作为，“早该管管了”。

这种舆论的弥漫和形成，可以追溯到去年5月，澳洲最大的报业集团NWSA发起了一项名为“让他们做孩子”的社论运动，首先从民间提出了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媒的主张。

随后，NWSA旗下媒体通过采访家长报道了多起社媒引起的惨案：他们的孩子因社交媒体上的霸凌、裸聊诈骗而自杀，或被算法困入身材焦虑的信息茧房，厌食症加剧而离世。

这些痛失孩子的家长，成为了禁令坚定的支持者

不过最终直接撬动立法流程的，却并非悲剧性的事件的累积，而是始于一本书。

根据路透社报道，澳洲社媒禁令的推出，肇始于一位州领导人阅读了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畅销书《焦虑的一代》，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高度依赖手机和社交媒体，造就了Z世代高发的精神危机，孩子们应该远离网络，多在现实中玩耍”。

受此书启发，该州迅速落地了针对14岁以下儿童的社媒禁令，由此引起了联邦政府的注意。6个月后，全国性的禁令就在澳洲总理的大力推动下迅速问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焦虑的一代》出版以来，有多位心理学家和研究者指出它的因果推论过于简单，忽略了大量混杂的重要变量，例如经济压力、社会环境变动、疫情、学业压力、家庭变化等。

但它的影响力仍然势不可挡——某种意义上，它击中了家长们真实的脆弱：他们也同样是“焦虑的一代”。

全面禁止的背后是焦虑的全面爆发，而这并非澳大利亚独有的现象。新加坡数字发展与信息部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家长认为自己有责任引导孩子的数字习惯，也有九成人已经采取了措施，但只有37%的家长认为自己有信心能负好责任。同时，超过半数的家长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支持。

在家长们看来，自己要面对的不光是一个管不住的孩子，还有小小的发光屏幕里，随时可能吞噬注意力、情绪和社交的算法黑洞。

于是，在全球舆论层面，“政府该管管社媒”变成了超越国界的共识。

在舆论压力下，各国政府也开始了行动。今年，不仅有英国、欧盟就制定了类似的数字安全法规，美国也开启了一场审判，汇集了数百起家长和学区的索赔，指控包括Meta、TikTok和YouTube在内的多个平台设计了令人上瘾的机制，并明知故犯地掩盖了伤害。

这场审判中，扎克伯格被要求亲自出庭作证

而在澳大利亚的激进的全面禁令引发全球关注后，马来西亚通讯部长就在记者会上表示，正在制定相关的法规，确保社媒平台不允许13岁以下的用户访问。丹麦也宣布达成协议，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并可能在2026年中立法。美国类似的呼声也随之越来越高，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开始一致推动《儿童远离社交媒体法案》进入国会。

对于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焦虑，可以说是环球同此凉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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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政府多少也意识到了舆论似乎有些过于汹涌，多次试图降低大众会对该法案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的期待。

不过与此同时，更多支持者，例如通讯部长安妮卡·韦尔斯，却着力渲染着一副理想化的新现实：12月10日那天过后，孩子们会立即神奇地放下手机，或是在阳光下欢笑着踢球、玩耍，或是拿起一本恬静的书，或是和家人朋友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或是开始兴致勃勃地尝试学习一门新语言。

对于这样的愿景，一名12岁的澳洲女孩给出了简明扼要的评价：“白痴。”

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另外一名女孩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你在16岁的时候能工作，能申请学习驾照，为什么就不能有社交媒体呢？

与智能设备相伴成长的Z世代，是所谓的“数字原住民”，他们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的方式都已被数字化深刻重塑。指望全面禁止在短期内创造奇迹，反而忽略了现实中那些立刻就能看见的反效果。

前文提到的家长Mina跟我说，她的儿子所在的学校里，一个年级里整个亚裔族群加起来才只占了不到10%。 对孩子来说，华人家长最看重的“学习好”没什么意义，还是得靠孩子感兴趣的共同话题才能融入社交——要么运动，要么游戏，甚至是社交平台上的一个梗。

一位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负责人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指出在澳大利亚，有73%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心理健康支持，尤其是对于性少数群体而言，如果剥夺社媒平台，相当于一下子抽走了他们的支持网络，会让那些弱势的孩子们更加孤独。

前澳大利亚网络安全部的儿童专员则坦言自己惊讶甚至沮丧：多年来，她一直游说政府加强儿童的网络保护措施，却没想到最终他们选择的是如此粗暴的工具。就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警告的那样，这项禁令可能会鼓励儿童访问监管较少的互联网部分，并且会在孩子在单独上网时失效。

这种监管力度和关注，本来可以用来探索其它更好的办法。

来自青少年的声音，尖刻地指出了“一刀切”是一种“懒政”。倡议组织“数字自由计划”联合两名15岁青少年，共同向澳洲高等法院提出诉讼，其中一位原告 Noah Jones直言：“我们对一个偷懒、从未投资孩子数字安全教育，却一味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上网的政府感到失望。”

青年媒体6 News的创始人莱昂纳多·普格利西一直公开反对该禁令，11岁时他通过Youtube创办了自己的在线新闻频道，因此认为禁令会导致年轻人只能看到居高临下或盛气凌人的新闻，而失去自己的声音

即便抛开这些“戒断期”里可能的阵痛，更大的问题仍未被回答：剥离社交媒体之后，成年人究竟将孩子们拖入了怎样的现实世界。

不少家长向我提起，隔三岔五就能在澳洲媒体上看到青少年自杀的新闻，印象最深的一起发生在去年——但与社媒并无关联。当时，在悉尼一所著名的女校Santa Sabina College，一名12岁的女孩夏洛特因被同学霸凌而自杀。早些时候，该校的一名职员也在提起辞职后自杀，生前抱怨校园欺凌文化已不可忍受。

澳大利亚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所主任曾无奈地表示：“澳大利亚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位居世界前列。”社媒确实放大了霸凌，但对未成年人关掉社媒，长久存在的霸凌文化也不会凭空消失。

澳媒报道中，夏洛特在自杀前曾用手机联系自己校外的朋友

再把视野放大，现代化早已切碎了孩子的现实玩耍空间，智能手机因此才趁虚而入。

美国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长期研究社会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他的观点更像是把这场争论重新拨回到起点：过去几十年，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家长对治安问题的过度担忧；家庭和学校的安排更强调学习、保护，使得儿童自发探索的“第三空间”逐渐消失，生活变得过度受控、缺乏自由。

换句话说，孩子之所以沉浸于社交媒体，是因为现实世界没有足够机会让他们独立、自主地玩耍和互动。

例如在全世界都紧盯澳洲的时候，人们好像都忘了，中国已经“超前”了不知道几个版本。国内的现状，似乎恰恰可以构成《焦虑的一代》的反例：学校普遍不准带手机，家长将网络视为洪水猛兽、只给孩子一只电话手表，平台以防沉迷和青少年模式限制使用时间……

学校、家庭和社会确实是在尽全力推迟和限制孩子们玩手机的时间和场合，但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只增不减。

我们需要承认，童年并非是在社交媒体的单维作用下被重塑成今天的样貌。孩子们在阳光草地下奔跑玩乐的美好时光，无法靠单纯禁止社媒，就能从现代化的洪流里打捞回来。

如果现实世界没有改善，禁令或许只会被绕过或者造成抵触。

在即将推行类似法规的马来西亚，有人便因学业压力而担心未成年的妹妹出现心理问题

澳大利亚这道禁令到底会成为全球的“标杆”，还是仓促落幕的实验？答案恐怕得放到更遥远的未来才看得清。只是每一次关于孩子、关于教育的试验，都需要近乎残酷的时间来证明成败。成长来得太快，世界却总是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