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价值》

人类健康的脆弱性造成的早夭和不必要痛苦甚至比历史上任何冲突或自然灾害带来的死亡都要多。尽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已进行了粗略且不甚完备的尝试，以对生命密码加以破译和掌控，但由于缺少一个要素，我们无法更精确、更有目的性地将这一事业进行下去。这个要素便是一种能够足够详细地理解生命密码的智能体。现在，在一种远超人类自身的智慧推动下，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生物学革命，其甚至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人类生命的定义。

皇家药用植物园设立于 17 世纪，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下诏建立，并由其御医负责管理，是当时规模最大、最先进的药圃。科学探险队远赴爪哇和亚马孙等地，带回了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植物，还有一个专设的植物学家团队对这些植物的潜在药用价值进行细致研究。

不到 10 年时间，这位法国君主患上了肺结核，但当时世上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或延缓他的死亡。不过这座药圃中也确实成功地孕育出了不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疗法。今天，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一个与之类似的超级药物图书馆，为人类开辟一个巨大的新药库，用于疗愈疾病，缓解压力，造福世人。

因此，那些致力于减轻人类痛苦的人类医生将有一个得力伙伴来帮助他们践行医者仁心。机器指令可以指导人类最熟练的双手（如神经外科手术医生的）进行那些长期以来虽一直被认为可能实现，但因风险太大而始终无法安全进行的手术。人工智能已经在帮助寻找通往大脑的非破坏性或非侵入性路径，从机械上消除衰弱的根源，或从生物学上加以治愈。如果问题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人工智能也可以解决认知能力丧失、精神疾病、心理障碍，甚至可能是孤独感等问题。

不过，上述所有设想情境，甚至是那些与预防疾病和早夭有关的，都不过是事后补救的例子。它们是人工智能可提供的手段，能帮助我们减轻或解决目前那些使个人健康水平低于现有福祉标准的问题。但是，它们又会带来哪些能够最大限度地重新定义人类健康的进步呢？

在人工智能的放大下，一些医学进步将从治疗转向延长人类寿命。最新的基因编辑现象证明了这种突破不仅切实可行，且已近在眼前。科学家们利用一种被称为 CRISPR-Cas9 的生

物技术，及另一种被称为“先导编辑”（prime editing）的变体，首先确定了他们想要操作的特定基因序列。然后，预先设计好的 RNA（核糖核酸）链可以引导另一种特殊的酶到达该序列上的目标 DNA（脱氧核糖核酸）片段，打开它并进行必要的更改和修正。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及其后续改进工具，我们不仅有可能战胜自己的缺陷，而且有可能战胜死亡本身。

然而，死亡一直是上天强加给人类的桎梏，任何试图逃避死亡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古艾菲拉（现科林斯）国王西西弗斯狡猾奸诈，因触怒众神而被囚禁在冥界。他耍了个花招，用自己的镣铐捆住了死神塔那托斯，逃回了生者之地。但是，由于死神被困，没有任何人（或任何生物）死亡，整个地球化为了地狱。老弱病残遭受着无尽的痛苦，牲畜无法被宰杀食用，动物也无法被杀死献祭给神灵。

还有更多的故事，但危机最终在希腊战神阿瑞斯的干预下结束了，他释放了塔那托斯，使西西弗斯得以第二次逃离“塔耳塔罗斯”深渊，危机才得以结束。但事情到此为止了：在第三次越轨行为得逞之前，这位古希腊国王就被作为反面典型而受到惩罚。

死亡仍然是生命的大均衡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皇帝秦始皇 ——早期追寻长生不老药之人——也因服食了太多的水银而死，并由庞大兵马俑陪葬。寻求长生不老，有时结果似乎只会适得其反。

此外，死亡带给我们的无常也有其好处。它能让我们集中精力，使我们的努力更有紧迫感。正如美国作家杰克 · 伦敦得意扬扬地宣称：“人的职责是生活，而不是存在。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延长生命上。我将利用我的时间。”托尔斯泰则引用苏格拉底的话写道：“我们离真理越近，便离生活越远。”伟大的物理学家冯 · 诺依曼在癌症晚期弥留之际，要求一位天主教神父陪伴他度过最后的时光——他的信仰不再与他开创的不可知论科学相悖。所以，难道死亡真的毫无用处吗？

也许在今天，抑或在明天，我们可能就会需要对人工智能能在多大程度上延长我们的生命一事加以检视。当“人皆难逃一死”的宿命之剑不再高悬于我们头顶时，人类的心理可能会发生难以言喻的变化。在适当的时刻，社会可能需要集体决定人类理想的生命长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回答随之而来的形而上学和精神问题：人类的长寿仅仅是社会期望的产物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人类的寿命，无论是自然赋予的还是神赐的，看作对任何个人力量的神圣约束？这些问题比任何个人对最佳生物学年龄的孜孜以求都更为深刻。

即使生命的总长度没有改变，将来我们或许也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不会因生物脆弱性而过早衰老。但是，过分执迷于消除这种缺陷也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我们之所以受到尊敬，不正是因为我们战胜了包括疾病在内的各种挑战吗？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治愈了人类的所有疾病，或者将自己的肉体改造成百病不侵之躯，人类仍然会在其他方面显现脆弱，如人身事故、经济崩溃、悲伤心碎。

在 1833 年的一次巴黎之行中，拉尔夫 · 沃尔多 · 爱默生为皇家药用植物园所倾倒，他惊叹于自然世界呈现的多样性和纷呈形态远比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先进得多。在当时那个技术混乱无序的时代，人们迷失了方向，大西洋两岸弥漫的是一种对技术混杂着敬畏和恐慌的模糊情绪。爱默生从那个“著名的自然奇观宝库”归来后，来到马萨诸塞州的乡村，并在所见所闻的启发下，阐述了人类的应对之策，将自然世界重新置于机械化世界的中心。他开出的药方强调了生物学曾经如何引导我们度过对这个世界依旧懵懂的时代，同时也有力地提醒我们，人类仍然是“我们身体状况经纬度的最终定义者和地图绘制者”

在爱默生该次拜访的半个世纪后，即在皇家药用植物园成立两个半世纪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革命和园长的改弦更张，它不再只为满足国王的需求，而是成为一个历史博物馆，展示一种当时颇具争议的新理念。它的名字是：进化大厅。

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某些相应工具的出现令人类自我工程的前景为之提升，进化将被重新定义。例如，现代仪器所能进行的大部分基因编辑仅限于体细胞或非生产性细胞。然而，有些基因编辑可以在生殖细胞上进行，而生殖细胞的特征可以通过生殖方式遗传。可以想象，有些人可能会决定纠正自己后代的先天性疾病。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走得更远，选择为后代植入先天优势——这些优势可能不属于生身父母的任何一方，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不属于任何其他人。这将不仅仅是人类种族的提升，而且可被称为人类的重新设计。

我们可能很快就有能力决定自己所属物种的进化速度和方向。这一观点在今天就像爱默生时代的进化论一样备受争议，这一前瞻性议题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却隐晦难明的问题：完美

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不同的社会都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在某些情况下，它成为“科学”和政治事业的基础，造成了巨大的人类悲剧。因此，我们还必须惴惴不安地问上一句：我们是否还应该试图找出答案？

也许这种实验是亵渎神明的。又或者，人类发明这些技术的能力本身就暗示着，我们所认为的极限总是要被打破的。如果真有造物主，那么我们的诞生是否就是为了最终创造我们自己？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有责任确保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人类的能动性？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社群会有不同的答案，但谁也无法逃避对此做出回应的紧迫性。

来源|心智观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