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用户最多的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到地处甘肃戈壁滩全世界唯一运行的熔盐堆，他的名字被深深铭记。

他曾说：“一辈子能干成一件大事，是莫大的幸运。”而他，干成了三件——兴核所、建光源、创钍能，参与铸就了两大国之重器。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他的名字被加上了黑框，入选“最美科技工作者”。

8个多月前，70岁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徐洪杰，倒在了工作电脑前。屏幕上的文档，定格在《核能科学与技术导论》的课件上——那是他为上海科技大学学生准备的新学期第一课。

【从“发不出工资”到年经费收入6亿元】

1995年，40岁的徐洪杰临危受命，出任上海应物所（时称“原子核所”）常务副所长。

彼时的原子核所，正经历着“凛冽的寒冬”——改革阵痛期中，经费短缺，科研力量分散，几十家所办企业良莠不齐，研究所甚至面临“发不出工资”的窘迫。

他开始一家一家跑企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所，研究所也会支持企业的发展。”他把这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大家要形成合力，共渡难关。”这些企业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每年都主动拿出一部分利润，反哺研究所的正常运转。

上海应物所原科技开发处处长张海荣，就是在这样的调研中第一次见到徐洪杰。那时张海荣还是上海科学仪器厂厂长。徐洪杰找到他，鼓励他到所里任职。此前，所里几乎没有企业负责人到职能部门任职的先例。

在徐洪杰的带领下，原子核所一步步走出困境。2001年，全所整体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上海电子束离子阱、上海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飞秒电子束装置、高功率太赫兹波源等科研装置平台相继建成；加速器、光子科学、核物理与核技术、前沿交叉学科等学科领域逐渐形成特色与优势。

到后来，全所年经费收入最高达到6亿元。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一个研究所从“求生存”到“谋发展”的蝶变，为后续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即使在最缺钱的日子里，徐洪杰设立博士住房补贴，想方设法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全所从博士仅20名发展到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把“不可能”变成“中国速度”】

从空中俯瞰张江，上海光源像一只“鹦鹉螺”。作为世界一流同步辐射光源，它已服务用户超过4.7万名。在它从草图变为现实的15年中，徐洪杰和团队多次面临“不可能”的挑战。

同样是在1995年，徐洪杰担任了上海光源可行性研究工作组副组长。这意味着他在个人学术生涯的黄金期，放弃深耕多年的原子物理，“转身”成为同步辐射光源领域的一名“新生”。

他没有犹豫，因为国之所需。

2001年，上海光源立项受挫，项目进入最艰难的低谷期。那一年，徐洪杰同时扛起了上海应物所所长和上海光源工程指挥部总经理两副重担。年终总结会上，他神情凝重。同事们回忆，那天深夜在会议室里，他眼眶湿润：“要是完不成任务，我就从楼上跳下去。”破釜沉舟的决心震撼了在场所有人，大家下定决心跟他一起干到底。

2004年底上海光源正式开工。14亿元投资、52个月工期、建成时仍要世界一流——在同行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开工以来，我很少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觉，至今仍积习难改。光源队伍中如我者不乏其人。”徐洪杰曾回忆说。

一次，有个关键部件的国外供应商，临近交货前称“技术难度太大，无法交付”。工期迫在眉睫，紧急会议上气氛凝重，徐洪杰当场拍板：“我们自己干！”攻关小组上百个日夜连续奋战，最终攻克了这一难题。

徐洪杰总是不拘一格重用年轻人。没有人才“帽子”的黄鹤飞博士，因在技术报告会中崭露锋芒，尽管只有中级职称被破格提拔为专业组副组长。

2009年4月，上海光源工程竣工，创造了同类大科学装置建设速度的世界纪录。当初的质疑化为了赞叹，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以“中国加入世界级同步俱乐部”为题，对上海光源进行专题报道。

徐洪杰在上海光源前

作为工程总经理，徐洪杰常年连轴转，几乎没有节假日。上海光源建设期间光束线分总体主任肖体乔研究员回忆：“有时我和他一起回家，车上一路谈工作，谈着谈着他就打起了呼噜。有一次出差，他还晕倒在机场。”

徐洪杰有腿疾，因常年奔波而不断恶化，腿部肿胀需穿刺排液。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但每次穿刺处理完后，他就迫不及待返回岗位。

上海光源一期工程尚未竣工，徐洪杰已经开始规划后续的二期线站、蛋白质研究设施、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等。上海光源中心办公室主任范颖说：“相当于把光源未来十几年的路都铺好了。”

【再次“归零”，进军“无人区”】

甘肃武威，古诗词里的凉州，建着目前世界上唯一运行的钍基熔盐堆。去年10月，这里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突破——首次实现钍铀燃料转换。

这正是徐洪杰的第二次“转身”。

2009年5月，上海光源首批线站向用户开放。不少人劝他留下，但54岁的徐洪杰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再次“归零”，进军先进核能的“无人区”——钍基熔盐堆。

这一次转身，比上一次更艰难。上一次至少还有国际先例可循，而钍基熔盐堆，国际研究长期停滞，国内人才队伍基本是零，实验条件基本是零。

面对国内外质疑，徐洪杰在立项讨论会上“舌战群儒”：“国立研究所应该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中国必须掌握自己的能源命脉。”

在建设上海光源的15年间，他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没有争取一项科技奖项。在研制钍基熔盐堆的16年里，他同样如此。

这是一场从“零”开始的系统性科技创新。徐洪杰以“舍我其谁”的气魄，牵头组建队伍“边干边学”。2024年建成2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并完成世界上首次熔盐堆加钍实验。

徐洪杰牵头规划了熔盐堆的“三步走”路线图，2兆瓦实验堆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建成30兆瓦研究堆、再建成百兆瓦示范堆，最终实现高效发电。

2016年，徐洪杰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超前”的决定：成立公司，布局推进技术产业化。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当时熔盐堆还未选址，前期基于实验室的技术还处于“半成熟”状态。钍基熔盐堆技术总师刘卫事后回忆：“当时如果没有考虑成果转化，后来实验堆建设期间，可能就会面临关键材料、设备供应链跟不上的难题。”

事实证明了徐洪杰的远见。熔盐堆整体国产化率超过90%，关键核心设备100%自主可控，基本形成了钍基熔盐堆技术产业链的雏形。

徐洪杰在钍基熔盐实验堆前

哲人其萎，典范长存。

徐洪杰常说：要做事，就得有定力，二三十年只做一件事。

他还常说：没有困难，要我们做什么？

他用一生践行了这两句话。

70岁的他，每周都要在上海开会推动钍基熔盐堆的发展，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他最后一次开会，是在骤然离世的前两天。

而今，上海光源正照亮着科学探索之路，中国正引领着全球熔盐堆研究。

事业虽未竟，但戈壁滩上已种下一颗核能的“种子”。来日，它必将长成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