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香港推出岗位“瘦身”计划。

2026-27年度，预计公务员整体编制将同比删减近5000个岗位。

有数据，现在，香港的公务员整体编制差不多是18.8万个。

一下砍掉5000个，力度不可谓不大。

为什么要这么大刀阔斧来精简公务员？

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就在最新的人力推算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AI）及自动化技术的引入，将降低10%至20%的人力需求。

“科技换人”不仅是降本增效的手段，更是香港进行科技转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早在2022年，香港就已经推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明确指出要拥抱科技，提升效率，发展新产业。

正是这一战略的有条不紊，才让“科技换人”在最近得以落地。

“科技换人”不是一次大规模的人机对抗，而是香港重塑产业的重要一步。

透过“科技换人”，我们看到的，是正在涅槃的香港。

这背后的逻辑也不复杂：

在成本和效率面前，科技跑赢了人力。

在政务领域，香港公务员一直享有“高薪养廉”的政策优待，发薪标准严格遵照《总薪级表》和《首长级薪级表》两个每年更新的公开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香港公务员根据自身“薪点”拿工资，薪点越高职级越高，相应的薪水就越丰厚。

比如“薪点”最低的初级文员，现在已经能拿到1.42万港元的月薪。“薪点”最高的总行政主任，月薪则高达14.71万港元。

这份优越的工资条，在香港并不少见。

比如金融业，分析师们的收入水平，往往比公务员更让人羡慕。

在香港的顶级投行，入门级分析师的月薪就高达7-9万港元，首席分析师能达到18万港元以上。

而即便是普通证券、资产管理公司，一名初级分析师的月薪就高达3.6-6万港元。

这些昂贵的人力，如果用科技替代，那就太划算了。

仍以金融业为例，一家小型金融相关企业，如果用一两百万部署自己的AI系统，此后每年都可以轻松省下同等金额的用人成本。

而大型分行的AI机器人，一年的工作量可以轻松碾压近百号真人职员。

因此，香港在2025年已有75%的本地银行采用人工智能，较2022年大幅提升16%。

而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则预测：未来三至五年，本地银行业预计约有8000至9000名中后台及前线人员，需转型应对科技变革。

这样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

去年3月，恒生银行实施大规模裁员，就引发香港社会的广泛讨论。

一名恒生雇员透露：“公司内部风声渐紧，多名过往表现良好的员工，几个月前突然被评工作表现不及格，甚至有年资较长的员工，被通知要即时离职。”

从业者的担忧不无道理。

金融业的信息处理量大、数据结构化程度高、规则清晰，底层信息处理类员工非常容易被AI等科技手段替代。

类似的，香港的政务领域，在标准化方面比金融业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相比于金融业的降本增效，政务领域的科技替代，对香港的产业发展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香港是一个建立在资本之上的城市，却也是一个被金融模式“卡住”了发展节奏的城市。

上世纪60年代，香港凭纺织、成衣、电子、玩具等轻工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此后，它又在70年代末作为中国改开的“超级联系人”，赚取了连接中外的另一桶金。

这让香港建立起成熟的法治与金融体系，低税率与极致便捷的行政审批效率，让它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极高。

香港作为中国的“金融强市”，其实有着极强的产业潜力。

首先，中国的科技产业，非常需要香港的金融支持。

作为研发导向的公司，中国科技企业在香港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帮助它们获得充足的研发经费。

数据显示，2025年，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同比大涨，阿布扎比投资局、卡塔尔主权基金等都重仓中国硬科技。

为此，2025年的香港IPO市场，几乎被内地企业包揽——119家新上市公司中，具有中资背景的企业达111家，占比超九成。

从募资金额看，内地企业合计在港股募资2286亿港元，占全年总募资额（约2858亿港元）的88%。

不仅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以“全球规模最大的IPO”在港股上市，汽车企业奇瑞、赛力斯，以及小马智行、文远知行两家自动驾驶领域头部企业，也纷纷会师港股。

其次，香港非常适合科技产业落地生根。

近年来，中国科技产业，新能源、AI、具身机器人等赛道的技术稀缺性正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中国的扶持性政策，也推动着全球资本向这些企业提供研发资金。

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化，首先就要与全球资本掌握相同的“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货币。

香港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

所以科技企业来到香港，既可以用稳定的汇率进行美元结算，也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以规避汇率风险。

作为老牌金融自由港，香港开放的金融业以及国际化的货币体系和监管系统，已经得到全球投资者的信任，企业“拎包入住”即可享用这种难得的福利。

而对香港自身来说，随着科技企业队伍的壮大，以及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扩大，其财政收入与产业丰富度都将得以提升，也就打通了国际资本与内地技术相配合的“任督二脉”。

可见，香港政务领域的“科技换人”，远非短期应对财政压力的权宜之计。

而是香港推动自我转型的重要一步。

也是培育科技型产业，重塑经济根基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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