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一篇题为《郝景芳：我现在的一半小说，已经开始用AI创作了》的文章在某公众号发布，文章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图/上游新闻

近日，一场作家言论风波，撕开了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转型的深层裂痕。

科幻作家郝景芳在采访中坦言新作《银河学院》的AI写作比重“占到一半”，这句话迅速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不少读者批评其“放弃原创初心”“用AI代写欺骗读者”，大众认知中纯粹、专属人类的文学创作，迎来了一次尖锐的AI碰撞。

面对汹涌舆论，郝景芳随即作出技术层面的澄清。她表示公众存在严重误读，所谓50%的AI占比，并非指代AI直接撰写半数文稿，而是AI在小说三十余个创作细分流程中的整体工作量贡献。在她的创作体系里，AI仅承担辅助工作，如补全世界观资料、优化人物设定和拓展情节脑洞。而作品的核心构思、情感表达与最终文字定稿，全部由她本人独立完成。在她看来，AI只是和搜索引擎、绘图软件一样的普通工具，作用是提升创作效率、拓宽创作维度。

郝景芳直言在文学创作中使用了AI，并在引发争议后详细介绍自己具体使用情景，这份面对读者和公众的坦诚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事实层面的澄清，似乎并未平息争议。大众的争论并未纠结于“AI是否亲手打字”的技术细节，而是源于一种AI时代的知情焦虑。

郝景芳的个人创作探索，恰好成为一面社会镜子，清晰照见文学行业在AI浪潮下的规则空白与认知碰撞。

整场AI创作争议的内核，直指两大文学行业的深层困境。第一，规则空白下的读者知情权缺失。长久以来，读者与作家默契认为文学是人类思想的专属结晶。或许有时就某一文学作品而言，会有谁是原创作者的版权之争，但从读者角度来说，他们从文字中感受到的思想棱角与真诚表达，捕捉到的人心的柔软和时代的肌理，却是实打实透着“人味”的。

这本不需要读者去分辨，他们所处的角色位置决定了他们是信息的接受者，情感的共情者。他们花钱买某个作者的书，理所当然应该是想看到这位作者写出的文字。

但现阶段，AI辅助创作长期处于隐性模糊的状态，缺乏明确的行业标准与公示规范。而且，AI的深度学习和进化，也让文字背后的作者变得真假难辨。

郝景芳“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回应，既代表了一部分作者的心态和认知，也暴露了目前的制度短板。

读者的质疑，实为倒逼创作伦理透明化的必然发声，也是对自身知情权的守护。

第二，创作主体边界模糊引发的信任危机。资料检索、文字校对等浅层辅助已被大众普遍接受，但AI如今已涉足大纲搭建、核心情节设计、初稿段落撰写等关键环节，触碰到创作核心。当读者无法分辨文字背后是人心还是算法，作者与读者间延续千年的信任纽带便已然松动。

大众真正抗拒的，并非AI技术本身，而是被刻意隐瞒、模糊边界、消解主体性的创作模式。

当下行业最迫切的，不是抵制AI，而是厘清边界、建立规范。亟须搭建分级标注体系，对AI介入程度明确界定，浅层辅助可常规豁免，而深度参与核心构思、文稿创作的内容必须主动标注、公开透明。这既是对创作者探索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知情权、选择权的守护，对文学伦理的底线坚守。

郝景芳将文学比作“当代手工艺与非遗”，手工艺的核心价值不在工艺完美，而在匠人独有的创作灵感、不可复制的真诚心意，文学亦是如此。

这场风波的价值，不在于评判一位作家的对错，而是为整个行业敲响警钟。AI与文学并非天然对立，人类文学史本就是工具迭代史。

人机协同是时代大势，但文学的人类主体性必须牢牢守住，读者的知情权不容亵渎。读者期待的，是创作者坦诚透明的创作姿态，真诚温热的文字内容。唯有守住人文初心与创作边界，才能让AI成为文学创新的助力，而非人文精神的终结者。

撰稿 / 刘俞麟（河海大学）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张彦君

编辑部点评：

AI与文学创作怎么结合才是恰当的？这个问题或许在当下，考验着不少写作者。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在写作中怎么用AI，另一个就是这种使用是否应该告知读者。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发言中所引发的舆论风波，其实就体现了读者的某种担心。刘俞麟同学的这篇评论文章很准确地指出此事反映的问题出在，文学行业在AI浪潮下的规则空白与认知碰撞。

文章没有在具体事实层面缠绕，而是跳出个案，总结出AI创作争议中存在的规则空白与创作主体模糊两种困境，进而提出对作品进行AI标注的建设性意见。如此，整篇文章脉络就很清晰，逻辑比较严密，观点也较集中，视野更显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