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红姑娘、木铎子】

即将过去的2026年6月里，我国载人登月与探月工程稳步并行推进，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月。根据公开报道，“揽月”月面着陆器已进入初样研制阶段，而“望宇”登月服也将完成若干测试工作；已运抵文昌发射场的“嫦娥七号”探测器预计将很快择机发射。

与此同时，特朗普心心念念的“重返月球”也迎来了关键节点。6月9日，NASA公布了“阿尔忒弥斯-3”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6月15日，匹兹堡Astrobotic（就是前两年试图将一些奴隶主毛发和大资本家骨灰扔上月球失败的那家公司）展示了美国新一代月球着陆器“格里芬-1”，设计月面有效载荷625公斤，预计将在今年冬季由马斯克的猎鹰重型火箭发射。该发射是NASA月球经商计划的一部分，6月30日，NASA将以新闻发布会形式介绍其在月球表面部署基地的PPT（无论最终能否成功，其相关规划都涉嫌严重违反了《外层空间条约》）。

在这一中美两国登月计划向前推进的时刻，我们不禁再次回忆起美国六十年前的“阿波罗”登月史，以及随着“阿尔忒弥斯”计划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再次兴起的登月阴谋论：

美国作家比尔·凯欣1976年出版的神书《我们从未登上月球：美国的三百亿美元骗局》。该书首倡的“月球太空图片没有星星”、“美国国旗飘扬”、“多方向阴影”、“清晰脚印”、“登月舱落地无尘埃云”、“近远景间有接缝线”等质疑，至今仍为全世界的登月阴谋论圈子广泛直接或间接引用

美国上一次登月究竟是否成功，仅美国国内就已吵了五十多年，本文也不能讨论出一个让所有人心悦诚服的结果；我们（本文作者）个人当然不倾向阴谋论，但我们都没有亲自去月球调查过，没兴趣为了“帮我国最大的敌对政权改善名誉”，在自己并非本行的领域和人吵架。

不吵架，那关于“阿波罗登月”能说点什么呢？

这篇文章想讨论的是：一种“潜叙事”能在民俗文化中深深扎根，必有其所依赖的土壤。

如果放下精英化的“教化民众”执念、从这些土壤自身的组分细节出发，那么在这个志愿填报季，我们可以尝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原理这个武器“格物致知”、深入到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并将其运用于另一种在我国民间存在“潜叙事”舆论的话题——文理分科及其刻板印象。

无法复刻的阿波罗登月

“阿波罗”登月的真实性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并未受到包括新中国和苏联（无论航天技术还是对内宣传部门）在内任何国家官方机构的质疑。实际上，1975年，苏联用“联盟-19号”飞船进入近地轨道，成功对接了美国用“阿波罗”计划剩余备件改装的CSM-111指令服务舱。

然而，众所周知，几乎自登月项目停止时起，美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我们从未登陆月球”的阴谋论。随着苏联放弃载人登月竞赛、乃至最后失败解体，后冷战时代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享有全方位、全频段的舆论霸权，其各种国内讨论和各路“辩方立场”都被翻译介绍到全世界。

30余年来，随着美国联邦当局的单边主义、霸权政治及其历代政客的“撒谎、欺骗、偷窃”逐渐曝光（例如黑人梅毒实验等“被最终证实的阴谋论”）使其在全球越来越声名狼藉，加上“全人类都无法复现登月”状态的累计时间越来越漫长，“阿波罗登月一开始就是谎言”，逐渐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互联网上都成了一项显学。

随着2014年以来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美官方-民间关系均快速走向敌对，2023年底，曾担任俄航天局长、当时已被免职的俄罗斯祖国党党魁罗戈津（大学专业为新闻学）在社交平台公开宣布支持登月阴谋论，成为该舆论已知（在美国之外）最大的、有政府和某种专业履历背景的支持者。不过，时任俄航天系统负责人、主管军工的副总理鲍里索夫（大学专业为控制论）很快澄清，俄罗斯联邦仍然认为美国人登上过月球，也认为他们带回的月壤是真实的。

美国阿波罗11号指令舱，现收藏于华盛顿国立航天博物馆

正如开篇所说，我们不倾向于认为美国上次登月中存在什么惊天造假阴谋。然而，赞成“阿波罗”计划并未真正登月的人，确实提出了两个高屋建瓴、切中要害的哲学问题：

1.“NASA当年的技术为什么丢了？”

2.（当辩护者列举证据、称“那些技术并没有丢”之后）“那些NASA没丢的当年有效的技术，为什么现在不能继续沿用/之前长期处于无效保存状态？”

本节先讨论后一个问题，下节再讨论前一个。

有相关兴趣的人会经常听到的一种形容是，阿波罗飞船上的主控电脑还不如现在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其实，这甚至是一种非常贬低手机的说法。本文作者之一是个非常恋旧的人，至今还在用2019年发布的华为Nova 5T手机；它的中央处理器主频为2个2.6GHz、2个1.92GHz、4个1.8GHz（八核），内存容量为8GB、可擦写外存128GB，目前的固件包EMUI9.1.0_05016LKX大小约5个GB。相比之下，著名的“阿波罗制导计算机”——AGC，虽然重达32公斤，但中央处理器主频为1.024MHz，处理速度仅为Nova5手机平均一个核速度的两千分之一！

至于存储飞船导航软件的设备，AGC的“内存”，就是腾讯《三体》电视剧官方玩“慈欣梗”的（红岸基地）那些被烧毁后（“老刘”一直懒得修理）的“磁芯存储器”；而它的“硬盘”——可能更好的类比是“BIOS/UEFI固件”，同样基于磁芯绕线原理，“存储量”只有Nova5T那个固件包的百万分之一到千万分之一量级，总共72kB。

这些“编程固件”可以认为是《三体》中那些磁芯存储器“ROM化”的超级复杂版。具体说，它是用“绣花”实现的：

《三体》世界观内叶文洁成为技术骨干后，红岸基地最新的国产计算机大概率已装备上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改良的三度三线存储器，每个磁芯穿过“X选址”、“Y选址”、“读出-禁止”三条导线。相比之下，阿波罗AGC的ROM（如图）每个磁芯穿线数可达24条，编程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绣花

1960年代的NASA科研人员中还没有“慈欣梗”，因此他们只是将这些特殊的磁芯存储器戏称为“LOL”（Little Old Lady）——“小老太外存”，因为参与实际“编”程的“技术人员”大都是从纺织成衣行业调来的资深刺绣/织花女工。

这些“小老太”们将编译成机器语言、打印到打孔纸带上的导航控制软件用长针再次“编译”，形成按复杂图案围绕铁氧体磁芯阵列穿引的导线组：若一根导线从一个磁芯内穿过，则通电后该处感应到二进制“1”；若其绕过一个磁芯，则该处感应到二进制“0”。因为一根线穿错就会让软件全毁、且完全不可能在飞船上“调试”修正，每块如图所示的存储板都要耗费数周时间逐针复查。负责这部分品控的玛格丽特·汉密尔顿博士，因此被戏称为“众绳之母”（Rope Mother）。

阿波罗飞船主控计算机之所以选择这种制造方法，一方面是因为绣出来的软件不会因宇宙射线导致0-1翻转，只要通电且板件完整，就一定能工作，在恶劣的深空环境中高度可靠。另一方面，实际上当时也没什么更加轻便的软件存储手段了。

一针挑错就整板全毁、每块板子都造价飞天的“绣花软件”，为阿波罗的主控导航计算机提供了当时视角下紧凑、耐用且可靠的最小系统解决方案；但墨菲定律注定了，这种“极低概率做全对”的东西如果长期常态化生产，最终一定会出错。

墨菲定律同样注定，恰好满足轨道力学计算、理想状态下可实现的导航控制软件，如果长期常态化用于地月交通，一定会遇到其解决不了的意外。当今时代，从国家政府到普通人，对导航软件“自动涵盖各种常见意外解决方案”之类冗余功能的期望，早已理所当然地大幅增加；今天一个类似的导航软件，即使不考虑前端，仅算法的机器代码容量需求就可能是当时的成千上万倍。

换言之，阿波罗主控计算机的固件——无数“NASA当年（理论上）没丢的技术”之一，已基本不可能在今天的“阿尔忒弥斯”或任何国家探月计划中复用。

用上海话说，二十一世纪了，阿拉宁哪能弄得像只小老太一样个！

最早的文章，也是最早的STEM

我们上面为了简化起见，把向阿波罗主控计算机ROM存储器中“烧录”软件的过程比作绣花。实际上，更准确地说，这个过程更接近于人工实现的提花、或者“絣”——“带编程的纺织”，在面料织造过程中，直接将彩色经线（或彩色纬线）按预设的“花纹程序”编进料子里。

在大多数文明中，刺绣技术的发明都晚于絣织。这就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很多土著民族的特色服饰，花纹模式都接近某种“简单几何图形嵌套循环”的原因；那些周期性重复出现的方块、菱形、阶梯图案，就是人类最早的编程软件输出成果。事实上，阿波罗飞船AGC部分软件板的“绣花”女工，就是从纳瓦霍保留地招募来的印第安女子！

东南亚、中南美洲、东南欧，以及我国黎族、土家族和部分汉族农村地区的妇女，至今仍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技能——凭超强的精密心算“编程”能力，用背带织机（左）和挑花杆手工提花。随着编程技艺在一代代传承中变得越来越高超，她们能挑出不对称、非循环，远超一般“絣织”范畴的极其生动的花纹图样（右图为尤卡坦玛雅女子常见的彩花发带）

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纺织技术，不仅是最早的“文章”，也是最早的STEM。

一个伟大的文明从兴盛到灭亡，可以从未发明过轮车、可以从未发明过水车磨坊，却绝不可能不发明出男孩的短裤（兜裆布）和女孩的裙子。制造它们的工具——织布机，最简单的版本（腰机）只需要零散的五六根均匀木棍，是人类最古老的机械工程。“机持经者，机持纬者，则机谓织具也……”，“机”（機）这个字在古汉语中单独出现时，绝大多数语境中的意思就是织布机。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在上古、中古时代，为了阻止社会平均文明程度不断从“衣冠禽兽”滑落为“纯粹禽兽”的自发趋势，每个女孩都被期望成为优秀的STEM研究生——纺织女，从刘兰芝到花木兰概莫能外；为了维持衣冠上国“礼仪之大故称夏、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荣耀，她们中最优秀的苗子，被期望成为当时的程序员——能把一整套花纹图案软件在脑海里编译跑通、然后上机“丝丝入簆”地运行实现，从而织出“锦绣文章”的天才。然而，提花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

在提花机中，花纹程序被预先编译成“脚子线”（前进坐标）和“耳子线”（标记该坐标上是否应当提经线）组成的“花本”，作为储存按花纹信息提花指令“软件”的“ROM”。运行时，负责主频的司职可视为系统的电源和晶振（时钟），挽花工则是负责执行花本“软件”指令的加法器。

至此，织花过程不再需要编程和仿真天才，变成了简单的重复性工作。一旦花本做好，就能批量复制极其复杂的织花纹样：对于龙袍，已知最复杂的花本存储指令长度可达100kB以上，甚至超过了阿波罗飞船计算机的导航程序！

随着包括提花机、脚踏织布机、轧棉机、三锭纺车等进步在内的纺织体系自动化、产业化，绝大部分女性被逐渐从“一张机，织梭光景去如飞”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从茅盾《春蚕》小说发表的时代以来，纺土花、织土布、缫土丝的技能，对绝大部分中国女性已经完全陌生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然而本文两名作者“变革”针线（还不算梭子挑杆）的水平，一个勉强能玩一点十字绣，另一个只能补扣子。

在这种进程发生的同时，当年那些充满计算机编程思想光辉的技术：腰机絣织、地机、提花机，如今绝大多数已只能申请到人类学、民俗学复原研究的项目经费。或者说，它们完全变成了“文章”——这个本义为“面料上织出的有美感的反复图案”，亦即（如我们上面讨论）“编程输出”的词，如今竟然成了文科生产品的代表。

从纺织技术演化中，我们见到的规律是：当一个理工门类/分支丧失其位于“与自然交互”第一线、由社会集体物质需求决定的“自身发展的迫切性”，或丧失其“对同类自然规律在定量应用上的代表性”时，它就脱离其“理工性”，进入了人文学科的范畴。

文科与理工科的对立统一

曾经“退出理工范畴”的，绝不止织花工艺这类“器物”；人类曾经建立的整套思想方法、乃至整门学术本身，都可能在历史演进中丧失“理工”地位演变成文科。这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我国的传统数学。

中国古代数学源远流长，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宝库。虽然缺乏公理化体系、部分传承有断裂，但它秉承我国文化传统的实用主义特色，以历法、水利等实际问题为导向，独立地发展出了部分符号化代数、矩阵变换、模运算（数论范畴）乃至极限思想的雏形。然而，随着近代“西学”涌入，清末以来的新一代中国数学家们完全迁移到了以阿拉伯-欧洲数学为基础的现代数学体系上；除“方程”、“根”、“元”等个别“文化碎片”外，传统数学的文化形式和思维模式都被完全抛弃了——最反对这一论点的人，大概也不会用天元术解方程！

由于新的“主流数学交互”不再以之为工具，天元术现在仅有“文科”价值（上）。这也不是一个“中国-外国”对立的问题，由于理工主流用莱布尼茨符号系统思考微积分，牛顿在《原理》中使用的各种形式表述、尤其积分表述（下），如今也只具备文史研究价值

除此之外，郑和的“过洋牵星术”、带状海图和传统大型帆船航海技术，都是这类“理变文”知识的例子。我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破浪”号风帆训练舰，原型为荷兰Damen船厂的2630型帆船、采用全套西式操纵技术，除“便于国际交流”等借口外的真正原因就一个：中国古代大型帆船的营造技艺和操纵经验，作为知识体系均已彻底失传，变成了考古科研的题目。

让我们回到织花技术的发展上来。

1804年，约瑟夫-玛丽·雅卡尔发明了一种比“花本”更简单、用打孔卡片记录“软件”的提花机。电子计算机发明后，这些卡片被原封不动沿用，在1960-70年代演变成计算机领域普遍使用的输入-输出打孔纸带（如图）；如我们所知的那样，随着高级语言、CRT显示器和其他输入-输出设备的发展，这种技术最终在90年代走向消亡。

《三体》第一集剧照，展示了红岸基地的纸带。很多那个年代的老计算机专家都和剧中的叶文洁一样，练成了将纸带孔洞分布在心中直接“编译”回数据甚至文本信息的技能

1960年代的理工科领域中，无数的熟练技能、高新技术、伟大功业，如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说，变成了《三体》道具组才会关心的“物质与文化非遗产”：铅字排版、电报收发、收音机组装；磁芯存储器、纸带、电子管；DJS-130计算机、JS-90工控机、DJK-7500分布式控制系统……

这其中，有多少东西我们今天还能完整复现，有多少东西已经丢失了？

无论俄国军工的“考古式科研”、美国的去工业化、世界各地许多尚未充分理解原理的遗迹文物（当然，还有因这种“不可知”而生的、围绕它们的各种阴谋论），本质上都是一件事：

人类文明延续某个特定分支经验技艺的能力，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本文作者之一可能是我国最后一代会用蜡纸和铁笔的“油印女工”（因原生家庭工作单位的落后，在五六岁时意外学会）；如果不出意料，将来大概率也会成为最后一代能闭卷、断网，不借助AI手写出一些Shell脚本和Basic系语言代码的工科生。

正如开头所说，这篇文章并不打算为“辟谣”美国的登月阴谋论和人吵架；我们现在有充足的权利从各种角度嘲笑美国人，而且有资格继续嘲笑至少一两代。然而，当更长远的未来到来时，我们同样要面临类似的问题。事实上，较小规模的情景我国在90年代已经出现过，很多地方因国企事业单位改制破产，彻底丢失了对某种行业的专业记忆和从业能力，有的至今也没有恢复。

在这个“同事.skill”爆火、智能体和AI编程大行其道的时代，理工科正在迎来一轮很可能比人类自古以来任何时代都大的洗牌。在这轮大变革面前，从集体层面来说，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用保护历史的方式去保护现有的理工技术路线、生产经验、工业记忆，无论是作为提前预备的阴谋论辟谣，还是作为将来时过境迁后后人“考古”的备份。从我们每个学理工科的具体的人层面，如果不能站到这场变革的潮头，我们都会“沦为”新时代的文科生。

今天的理工，一大半都会变成明天的文史；理工是向自然拼出我们文明的未来，而文史和那些如今还无法以理工形式研究、只能作为“集体经验”不断积累的哲学社会科学，则是我们自己文明的来时路。

文理科、文理科生，本不应成为“东西德”那样的对立关系。

打破心态壁垒、淡化文理分科，是新高考为我国高中教育指明的长期导向。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中，实现新高考期望的观念变化仍然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长远来看，这种导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