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科技史，很多改变世界的发现最初都只是少数人的“一意孤行”。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能够理解它的同行屈指可数；沃森和克里克勾勒出DNA双螺旋结构时，主流学界仍在怀疑遗传物质到底是蛋白质还是核酸。

颠覆性突破，似乎都有一段“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故事。

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上海站的探访中，新民晚报记者对两个“少数不必服从多数”的故事，印象深刻。

上海创智学院内景 摄影：陶磊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丁晓东说，学院主张自由探索、“非共识研究”。啥叫“非共识研究”？“一个项目，十位专家评审，8位认同、2位反对，这个项目我们基本上不支持。相反情况，我们会挑出来，仔细看，往往倒愿意支持。”丁晓东打比方说，“原因很简单，8位专家认为你好，说明社会上做‘同题’的很多，那凭什么会是你先做出来呢？”

他还说，创智的学生，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敢于失败”，“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不踩坑，是不可能的”。

在上海创智学院智能反应调控实验室，学生在介绍科研项目

日常博士生工位区域 摄影：陶磊

无独有偶。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在遴选科学家时，不搞“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前沿颠覆性研究往往短期内难以形成学界共识。尚思的做法是：“小同行”看技术可行性，“大同行”看全球学术价值，最后由战略科学家组成的院务会综合决策。“我们不追求评委共识。”尚思研究院首席科学官李党生说，“依赖共识的体系，会过滤掉最具潜力的研究。”

一个培养人才，一个资助科研，两家机构不约而同选择了同一条路——给“非共识”留出空间。

这看似“反常识”的选择，背后是对基础研究规律的深刻洞察。真正的原创性突破，往往诞生于现有认知框架之外。当所有人都觉得“这事能成”的时候，它往往已不再是前沿。而那些最初只有少数人看好的方向，恰恰可能蕴藏着颠覆未来的种子。

上海也在用制度为这份勇气买单。

2025年，上海市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达到12%左右，财政基础研究投入达92.53亿元，较2020年增长3.2倍。更重要的是，上海率先创建“基础研究先行区”，推行“长周期支持+国际小同行评价+失败容错机制”。不设短期考核硬指标，不看“帽子”不看论文数量，让科学家能够用五到十年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活力中国调研行（上海站）首日走访的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也是任务导向新型研发机构 摄影：陶磊

这不是简单的“给钱”，而是一整套制度设计：从选人机制到评价体系，从经费管理到文化营造。目的只有一个：让那些敢于挑战高风险问题的科学家，不必为经费四处奔走，不必为“帽子”焦虑不安。

创新从来不是多数人的游戏。从0到1的突破，注定是少数人率先抵达的彼岸。

上海正在做的，就是给这些“少数派”一张长期有效的“通行证”，让他们有底气去闯荡科学“无人区”。

这份勇气，值得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