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晚，SK海力士将正式登陆纳斯达克。265亿美元的募资规模，问鼎美股史上最大外企IPO，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认购需求超过发行份额7倍以上。过去一年，这家芯片巨头股价上涨了680%，它的到来，弥补了华尔街无法直接交易这一执牛耳者的遗憾。

在AI基建浪潮中，存储芯片成为重要支撑，而全球存储芯片赛道三巨头中，三星和海力士均诞生在韩国。这两家的异军突起，是韩国近半个世纪以来豪赌国运的结果，是这个弹丸小国创造的又一次产业奇迹。

为什么又是韩国？海力士们是如何养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回到历史的原点。

“以前韩国财阀打个喷嚏，韩国经济要抖一抖；现在他们打个喷嚏，全世界都得跟着抖一抖！”

文 /巴九灵

2026年6月29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分别向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和SK集团会长崔泰源深深鞠躬，赞扬二位是“国民英雄”。总统的秘书说，李在明本想行跪拜大礼，但幕僚们以“这可能让企业家挨骂”为由，劝住了总统。

这两位企业家带来了一份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三星电子与SK集团旗下的半导体企业SK海力士，承诺未来10年共砸下4800万亿韩元（约合21万亿元人民币），押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

总统的90度鞠躬，正是韩国举国紧迫感的缩影。该国已将与AI有关的芯片产业上升为关乎国家命运的基础战略，若没有三星和SK海力士的继续扩张，雄心壮志只会沦为空谈。

李在明就三大重点项目举行全国新闻发布会

存储芯片，尤其是用于GPU的HBM芯片，以及用于数据中心的NAND Flash芯片，已成为AI基建浪潮的重要支撑。

而全球存储芯片赛道目前由三大巨头把持：两家在韩国，分别是行业霸主三星电子和紧随其后的SK海力士；剩下的一家则是美国的美光科技。

风口上，三星电子股价年内累计涨幅约165%，SK海力士约260%。两家公司上半年市值双双突破万亿美元。这背后是令人艳羡的财报成绩。

7月7日发布的二季报显示，三星电子的季度利润超越了英伟达、苹果，成为了全球最赚钱的公司，公司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810.2%。

三星半导体业务负责人7月初在内部会议上说：“今年一年的利润，将超过我们开展半导体业务40年来的累计利润总和。”

三星HBM4、HBM4E高带宽存储芯片

SK海力士亦不逊色。今年第一季度，它的营业利润为37.6万亿韩元，同比暴增405%。预计全年净利润达221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65%。

韩国财阀们内斗、贪污腐败、拿法律当儿戏，偶尔还卷入桃色绯闻，是韩国影视编剧的灵感来源；但与此同时，财阀也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包括三星、SK在内的韩国前四大财阀，2023年的营收总额占到了当年度全韩GDP的40.8%，覆盖了韩国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

当AI成为新的国家战略时，他们与韩国的国运再次深度捆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奠基

当今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双雄格局，是由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与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这两位人物共同奠定，后者创办的现代电子就是SK海力士的前身。

李秉喆生在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郑周永比他小5岁，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民家庭。

李秉喆创办的三星，最开始经营鱼干、蔬菜贸易；郑周永的现代集团，最开始则是一家汽车修理厂。两人都经历了日本殖民朝鲜时期、二战和朝鲜战争，他们创业、积累财富，却因战火和时局动荡而清零，接着又在夹缝中崛起。

1961年，朴正熙上台。郑周永在自传里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只要政权更迭，就指控政企勾结不正蓄财，对企业大加挞伐。”

朴正熙逮捕了一批韩国富豪，但他很快意识到，实现韩国工业化必须依靠这批有能力的商人。他跟李秉喆提了条件：三星缴纳罚款，并将旗下三家银行交给国家，同时三星还需全力配合政府的强国计划；如果拒绝合作，就将李秉喆投入监狱。

总统有一个宏大的振兴计划。他发布五年计划以推动工业的发展，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为企业们的融资信贷大开绿灯。三星、现代纷纷进入多个工业领域，开始了多元化的布局。

当时的欧美产业正在外迁。1960年，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率先将其密集的封装测试环节转移至香港。香港的时薪是25美分，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但韩国的工人只有10美分。韩国还出台优惠措施鼓励外来投资，美企开始向韩国等亚洲国家转移。 这是半导体产业链的首次调整，也为韩国芯片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奉旨”创业的李秉喆，在总统的鼓励下创办了一家大型化肥厂，但是三星一起走私糖精的丑闻引起了社会不满。次子李昌熙涉贪入狱，李秉喆替子求情，辞去所有职务，并将化肥厂51%的股权上交政府。

李健熙（右）与父亲李秉喆

化肥业务受挫后，李秉喆于1969年决定进入风险更高的电子产业。这个决定，成就了日后的三星帝国。

它最初做贴牌代工，引进各种电视元器件进行组装贴牌，销往巴拿马等国家。以此为基点，业务逐步延伸至冰箱、空调、微波炉等家电领域。

1974年，深陷危机的韩国半导体公司成为三星的收购目标。高管们认为，半导体行业投入高、风险大，日本厂商已经碾压了美企，相较之下，作为后进者的三星胜算太小。李秉喆力排众议，敲定这笔交易。虽然被收购的公司名字带着“半导体”三个字，但它的业务非常基础。三星开始生产手表、计算器等消费电子芯片，它们都是低端的集成电路。

此时的郑周永，也将目光转向了半导体。

他是朴正熙时代的“基建狂魔”，曾在国内修桥筑坝，并杀入海外建设市场，一手缔造了现代重工与现代汽车的辉煌。他的管理风格也延续了工地般的粗暴，如果未能达成财务目标，他会扔烟灰缸甚至掌掴下属。

在汽车电子化浪潮的冲击下，郑周永敏锐地意识到，发展电子技术是更为迫切的任务。他成立了一个新规划事业组调研电子产业，后来，他每周都会参加与电子事业部署有关的会议。

朴正熙在位十八年间，他将韩国人均GDP从94美元推至1772美元，创造了汉江奇迹。财阀因之坐大，而承接产业转移以及芯片发展的地基，也在慢慢筑起。

1980年，全斗焕上台，半导体产业也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之下，进入了新阶段。

1982年，IBM迎来两位韩国人。郑周永拜访了这家公司，还会见了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李秉喆赴美领取荣誉学位，顺道参观了IBM等公司的半导体生产线，他见到了真正的芯片高科技。但他觉得，自己错过了时机。“我们为时已晚。”

但郑周永的现代集团已经开始在半导体领域步步紧逼，原本已心生退意的李秉喆意识到，三星绝不能在这场竞争中缴械投降。在从美国返程的航班上，接班人李健熙试图说服父亲：半导体才是解决之道。

郑周永

图源：网络

1983年2月，李秉喆发表一份名为《东京宣言》的声明。声明说，韩国因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且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有的廉价商品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 “我们希望凭借本国人民卓越的意志力与创造力，全面进军半导体产业”。

那年，三星仅用了六个月就建成了第一座半导体制造厂，远快于行业通用的三年时间。而现代电子也在同年建立了首座半导体工厂。郑周永访美后发现，单纯依靠“引进—消化”无法缩短技术差距，决定“中途搭乘美日的飞机”，于是他决定在美国设立法人公司进行设计，在韩国建厂进行生产。

两位财阀的目标都是DRAM芯片。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国家级突围战，就此全面打响。

突围

三星电子要攻坚的首选存储产品是64K DRAM。

为磨炼团队意志，李秉喆安排高管和工程师在严冬进行64公里夜间山地拉练。指挥官还会在途中安排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是“带点活物回来”。

荒山中无处可寻，一队员将午餐盒里的干凤尾鱼泡水递上，谎称这是刚抓到的活鱼。测试通过。 这种“无中生有”的变通力、狡黠与韧性，似乎也是韩国半导体产业突围的必备素质。

三星的员工盯上了一家已倒闭的日台合资企业，送日本高管陶器礼物，以换取设备的采购权。李健熙说，他为了获取关键技术，几乎每周飞赴日本与专家恳谈。他还会在周六秘密邀约日本专家，连夜为三星工程师培训，周日再将专家送离韩国。

郑周永发现，引进技术颇有难度。此前日本曾凭借低成本优势抢占美国市场，随后美国技术保护主义抬头。

“美国常常以提高关税为目的，对新兴工业国的侵害提起诉讼。于是，我们的大部分国内电子企业都被卷进官司里而不能自拔。”现代电子便在80年代后半期因摩托罗拉的官司而被除名。

但为了抑制日本，美国人还是对韩国人有限度地开放了技术。

DRAM的存储原理最早由IBM的一位工程师提出，英特尔在1970年率先实现1kb DRAM的量产，开启了存储芯片时代。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原本以美国为师的日本厂商强势反超，占据了全球DRAM市场近80%的份额。

日本的优势在于，官方联合企业界成立了VLSI研究团体，整合分散的研发力量，财政补贴覆盖半数预算。在政府的支持下，企业的融资成本极低，所以它们敢于借贷扩产。另外，日本的产品质量高，惠普的一项测试表明，美国芯片的故障率是日本芯片的4.5倍。

硅谷的巨头们在DRAM业务上血流如注，节节败退。美国祭出关税大棒，在半导体领域掀起贸易战，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尽管1986年签署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强行按下了日本DRAM出口的刹车键，却终究未能扭转美国厂商的败局。

图源：网络

美国企业开始关停或者转型。英特尔作为DRAM的市场开拓者，最终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亲生孩子”，转向微处理器（CPU）市场。

美光成了美国DRAM阵地上少有的坚守者。1978年，帕金森兄弟在美国爱达荷州一家牙医诊所的地下室创办美光时，日本芯片厂商正如日中天，气焰嚣张。

早期的美光，经历过账面金额只够发两周工资、裁员一半的灰暗时刻。为了求生，创始人把成本控制做到了极致：他压缩了芯片流程，为了省电，他还调暗了走廊的灯光。

一天，三星工程师组团来到美光，学习64K DRAM芯片的研发。彼时的美光陷入困境，它同意了李秉喆以金钱换技术的提议。不过，美光并未完全敞开大门， 美国工程师禁止韩国人触碰电脑，更不许踏入核心区域。三星工程师只能瞪大双眼，将图表死死记在心里，每晚回到酒店后凭记忆重新绘制，试图拼凑出极其复杂的半导体结构图。

郑周永的现代电子，初期跟德州仪器等企业签订了高达4亿美元的订货协定，开展半导体组装业务。

现代电子初创时被讽为“联合国部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技术背景各异。尽管由“现代”人把控管理，技术实操却依赖外聘专家，双方因认知差异摩擦不断。加上初期操作失误频发，生产一度受阻。不过，难题终究解决，它顶住了亏损压力，成功开发出DRAM产品。

“美国不仅为韩国DRAM芯片提供了市场，也为其提供了技术。随着硅谷的DRAM生产商大多濒临倒闭，它们几乎毫不犹豫地将顶尖技术转移到韩国”。《芯片帝国》一书写道，硅谷的大多数公司很乐意与韩国公司合作，通过压低日本竞争对手的价格帮助韩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存储芯片制造中心之一。其中的逻辑，用AMD创始人杰瑞·桑德斯的话解释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日本的芯片曾给李秉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不得不抽调三星其他业务的利润来填补这个无底洞。

1987年11月，李秉喆去世。3个月后，三星耗时五年攻关的4M DRAM问世，这款芯片已经大幅缩短了与日本的差距。三星的高管将生产线上的首枚芯片供奉在他的墓前。

图源：三星官网

45岁的李健熙成为三星集团会长，他的梦想是当导演，但还是慢慢学会了当老板。

1991年冷战结束，全球的竞争形势让他倍感焦虑。1992年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严重失眠、厌食，半年内暴瘦二十斤。在洛杉矶，他亲眼目睹了三星产品在商场角落蒙尘，沦为地摊货。日本顾问的报告显示，公司内部官僚僵化。一则内部监控录像又让他怒火中烧：为了赶工期，员工竟像修补破烂一样，拿刀削掉洗衣机门上多余的塑料。他忍无可忍，对着电话那头的高管咆哮了一个小时。

一场席卷全公司的“新经营”风暴就此拉开序幕。1993年，李健熙与核心高管在法兰克福召开了数天的会议，李健熙留下了一句改革的名言：除了老婆孩子不变，什么都得变。次年，三星成为首个推出256M DRAM的企业，彻底超越日本。

1993年，李健熙在法兰克福宣布“新管理计划”

图源：韩国先驱报

对于日本DRAM的溃败，日本半导体专家汤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业》中提出了一条重要原因：日本曾凭借大型机和交换机用DRAM称霸全球，却在90年代PC革命来临时反应迟钝。当市场风向转向低成本、标准化的PC内存时，日本仍沉迷于旧有的高可靠性路线，“结果，大量生产低成本PC用DRAM的韩国在市场占有率上超过日本，而日本失去竞争力，最终不得不退出DRAM市场。”

而韩国半导体的崛起，按照中金公司一份报告的说法则是，“1990年代在美日贸易摩擦大背景下，韩国通过政企合作、逆周期投资等方式，逐步追赶并最终超越日本DRAM存储产业，这一优势一直延续至今。”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这20年间，韩国政府出台了涵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专项贷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发展、产业链国产化等多项政策。

韩国还将DRAM芯片核心基础技术列为国家项目。

在1986年启动的4M DRAM项目中，韩国电子与电信研究所（ETRI）牵头联合三星、LG、现代及六所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政府承担高达51%的研发投资，缩小了与日本的技术差距。

在1989到1993年的16/64M DRAM计划中，ETRI进一步协调包括国有研究所、大型半导体公司及高校在内的28个参与方。1994年，三星成为首个推出256M DRAM的企业，确立了韩国DRAM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1994年三星发布全球首款256M DRAM产品

图源：网络

存储芯片是强周期行业。由于新建产能的滞后性以及下游消费电子需求的周期性波动，这个行业极易陷入“需求爆发—价格暴涨—集中扩产—产能过剩—价格暴跌”的循环。

过去的半个世纪，DRAM经历了数轮波动，每次低谷都有企业破产离场。 但韩国厂商，特别是三星，将周期变成了武器。在1985年、1996年和2008年三次行业低谷中，它们反其道而行之，顶着全行业亏损逆势扩产，硬生生将成本扛不住的其他厂商逐出牌桌。

登峰

1996年的某个夜晚，导演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美国豪宅里款待了李健熙和多位三星高管。斯皮尔伯格正在为他的梦工厂电影公司募集资金，三星高管希望入股。

“半导体”这个词在两个半小时的晚宴里至少出现了20次，大导演心里嘀咕：“这帮人脑子里只有芯片，哪懂什么电影？”

那年，郑周永的儿子接班，成为现代集团的会长，现代电子则收获了一份“有毒”的礼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财阀的高杠杆扩张模式难以为继。韩国政府主导了著名的“Big Deal”重组计划。两年后，现代电子收购了LG半导体，DRAM市占率一度冲至23.5%，短暂超越了行业龙头三星。但现代电子在吃下对手的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接下来的坏事是一年一件。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DRAM价格崩盘，在短短一年内从12美元暴跌至不足1美元。2001年，郑周永离世，现代集团内部爆发了持续多年的继承权争夺战，汽车、造船等业务分家，背负债务的现代电子被推向破产边缘。

政府最终出手避免了其彻底倒闭。但在2001年8月，现代电子仍被彻底剥离出集团，更名为海力士半导体，并交由债权团接管。

债权团迫切希望甩卖资产回血。当时位列全球DRAM第二的美光趁虚而入。收购谈判进行了5个月，进展神速，但海力士的10名董事最终全票否决了美光的收购方案。因为该方案仅愿以38亿美元的低价收购其存储半导体业务，董事会认为这无异于贱卖核心资产。

接下来则是10年的苦日子。为了省电费，办公室的灯管被挨个拔下来；食堂的饭菜越打越少；为了省纸巾，公司甚至号召大家出门自带手帕。面对无薪休假和降薪等难以承受的损失，许多人最终选择了离开。

2012年，深陷巨亏的海力士又站在了悬崖边。主营石油、通信等业务的SK集团会长崔泰源，动用3.4万亿韩元资金，通过定向增发拿下海力士的实控权，并将其改名为SK海力士。

韩国：SK海力士公司大楼

日后回望，这笔交易是改写韩国芯片版图的神来之笔。可在当时，它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半导体每年都要砸进去巨额资金，加之对陌生领域的畏惧，内部反对的声音很大。外部舆论也不看好，认为这可能会沦为“第二个三星汽车”的悲剧。

今年刚出版的一本SK海力士传记提到，其实早在2008年前后，崔泰源便萌生了收购海力士的念头。为了摸清门道，他不仅广泛收集信息、向业内专家请教，还专程赴台湾省拜访了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

听闻崔泰源的来意，张忠谋的第一反应是警惕地反问：“你是打算做晶圆代工吗？”他大概是想到了对手三星。李健熙1990年代的造车业务虽然失败，但三星在半导体领域却一路狂飙，不仅把存储芯片做到了全球第一，还在2005年开展了晶圆代工业务。

在得知崔泰源并无此意后，张忠谋神色稍缓，向他传授了一条经验： “越是处于行业下行周期，越要与客户紧密绑定；而到了上行周期，也绝不能对客户摆出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

SK海力士成立仪式的活动结束后，崔泰源立即前往公司附近的小酒馆，与40名员工举杯共饮。接着，崔泰源跟公司的100位管理层进行了一对一会谈。

崔泰源知道，在常规的DRAM产品上打败三星非常难，要想扭转局面，就需要一个突破口。他们押注了一款当时还很冷门的存储产品：HBM芯片。

2008年底，芯片公司AMD向海力士提出了关于HBM的合作构想，希望海力士能开发一种全新的内存，能“喂饱”下一代高性能GPU。自此，SK海力士开始了14年的征程。

HBM是一种直接叠加在GPU旁边的超高速DRAM。传统的DRAM是所有芯片平铺在主板上，数据传输延迟高。而HBM运用的是TSV（硅通孔）技术，把多个DRAM芯片直接垂直堆叠起来，它节省了主板空间，让数据传输更快。

一个粗浅的比方是：传统的存储芯片跟CPU/GPU之间的数据通路，就像一层层走楼梯，窄且绕路；而HBM借助TSV硅通孔垂直堆叠、通过超宽接口直连，相当于改坐高速电梯，路更短、通道更宽，效率更高。

HBM的核心技术

图片来源：rambus

2015年，AMD的CEO苏姿丰发布了全球首款搭载HBM的显卡，这是SK海力士研发量产的第一枚果实。但彼时HBM仅适配高端显卡与超算，成本高昂，市场空间极为有限。

此时的英伟达掌舵人黄仁勋，已敏锐地从科学家们在AI领域的探索实验中，提前嗅到了即将到来的风口。他在2014年的演讲中提到了AI，还提到了HBM所依赖的TSV（硅通孔）技术。

但第二代芯片HBM2的研发因工艺不成熟而遭遇重大挫折。SK海力士的高管到访英伟达总部时，因HBM2的问题遭到了对方的严厉批评。HBM团队几经波折，人事几经变动，该部门甚至成为高管的“坟墓”。路透社援引两位前高管的回忆称，当时的局势异常严峻，高管团队甚至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内部争论，认真考虑过是否要彻底终止HBM的研发项目。

更早布局的SK海力士还曾被三星反超。三星电子在2016年启动了HBM2量产，并抢占了先机。

然而SK海力士没有放弃，他们不仅重新设计产品，还投资8800亿韩元建设一家封装厂。在封装领域，他们大胆实验并在下一代芯片中采用了一种名为MR-MUF的技术，这种技术既解决了散热问题，又节省了工艺流程。

好在2019年时，SK海力士发布的HBM2E终于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3年后，ChatGPT正式对外发布，热度席卷全球。它在训练过程中使用了超过1万台搭载HBM2E的英伟达A100显卡，SK海力士率先开发出的HBM3助其它成功超越三星，成为英伟达的主要供应商，拿下全球近半数HBM市场份额。

美国消费电子展上SK海力士展台播放HBM4视频

复旦大学管理学教授姚志勇撰文说，SK海力士的研发有两个铁律：

第一，不追求短期财报盈利，允许企业在行业低谷期承受阶段性亏损；

第二，研发投入不得随周期波动大幅削减，必须维持技术迭代节奏。

在HBM市场狭小、回本周期长达8—10年的情况下，即便是财务部门集体反对，它依然将七成研发资金、六成新建产能全部倾斜给HBM，长期持续迭代，不被短期盈利束缚。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AI的狂飙突进重塑了世界。三星、SK海力士与美光这三大DRAM巨头，围绕HBM开始了你追我赶的游戏。

以前韩国财阀打个喷嚏，韩国经济要抖一抖；现在他们打个喷嚏，全世界都得跟着抖一抖！

参考资料：

1.《Super Momentum》[韩] ，李仁淑等，2026年1月

2.《Samsung Rising》，Geoffery Cain，2020年3月

3.《芯片战争》克里斯·米勒，2023年5月

4.《郑周永和他的现代集团》，唐纳德·科克，1998年1月

5.《我的‘现代’生涯：郑周永回忆录》，郑周永，1999年6月

6.《失去的制造业》，汤之上隆，2015年8月

作者|马泪泪

主编|何梦飞

图源|VCG、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