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8.5，清华公管学院报告厅）

第五个方面，在金融发展创新中对接“互联网+”（现在已经进一步表述为“人工智能+”）创新机制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势在必行。

我们面对着一个“数字化生存”的全球不可逆转的新质生产力跃升式发展的大潮。很清楚，美国人在这方面仍然是以硅谷模式（其实不限于硅谷本地）而引领全球发展潮流。现在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冲击力，方方面面都有强烈的感受，中国当然也在努力追赶。

最开始对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有过一些议论，到底是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其实落在金融方面，当然是把互联网加上金融以后讲金融怎么样发展。美国人用英语表述的是金融科技（Fin-tee）,看起来落在科技上，实际上在金融界来讲,还是"科技金融"，把概念落在金融上更好。很多的讨论，也涉及发展的不同阶段。“互联网+、人工智能+科技金融”，有人说听着太技术性了，其实我觉得要理解起来，不是那样离我们很有距离，有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活动，一说就明白。比如华为，早早就讲“走出去”，利用自己的装备提供能力和服务能力，也在非洲发展业务。前些年我就听到他们介绍，华为在“撒哈拉以南”区域跨越了门店银行发展阶段，直接在那个地方发展出手机银行系统，你说这不就是互联网+金融的成功案例吗？撒哈拉以南区域，是全世界认为最欠发达的地方，但那个地方也有它的中心区域，也有它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上需要金融支持。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华为就可以利用自己数字化和数实融合的能力，打出这片天地来。这就是很现实的例子，是在金融创新方面追赶第三次产业革命大潮而作出了自己实实在在的创新业绩。

原创的很多成果，都是外国人先搞出来的，但中国人如果在这方面处理得好，局面迅速打开产生的正面效应却是不可低估的，往往让人感觉出乎意料。比如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唱对台戏的头部数字平台，一个支付宝、一个微信，都可以扫码支付。原创技术，听说是出在美国，相关的二维码据说最早是日本人搞出来的。但扫码支付到了中国，老百姓怎么敢信任它呢？就设计了引入第三方的机制，监测全程。直到现在，没有听说有什么不良案例。开始时担心的弄虚作假出什么岔子，一例都没听到。亚布力论坛上我听到有人问马云：你敢打保票吗？马云说，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尽了一切努力，而且在有大流量的时候，比如双11（光棍节）嘉年华式的每秒钟几百万笔的成交，也可在这方面保证不出问题——这就是有两家唱对台戏充分竞争拼出来的实力，这也表现了在中国市场化环境中，很好运用人家原创技术取得的成功。扫码支持很快风行到日常生活中，老百姓草根层面创业创新得到的金融服务，就非常便捷，交易结算等大家不用担心受什么欺骗，或有什么拖欠问题。扫码支付还让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更方便许多，可以在街头巷尾买煎饼果子，做生意过日子，都更简单便利，还把小偷弄得没生意可做“失业”了，因为一般人已不带钱包或者钱包里不放多少钱——当然还有咱们的监控系统，探头遍布，使这些年治安的情况大为好转。最关键的是，外国人惊呼，怎么中国人靠扫码支付就轻易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确实就是这样，现在老百姓也不用考虑要经过那么多的审批程序申请信用卡，非常简单，手机开了后迅速就进入接受金融服务的状态。这个正面效应从经济效应，可一直上升到社会效应，某种意义上讲，由私人物品有效供给切入，使“用户体验”提高以后，连带出来的是社会效应，是我们说的准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比如它可以对接到在精准扶贫方面，一些穷乡僻壤怎样打开新局面。

对这个必须抓住的“颠覆性创新”的空间，我们也得承认，在有了很多进展以后，也有继续发挥普惠经济、普惠金融特点正面效应同时带来的问题和困惑。很多对于数字平台公司的抨击，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央后来特别注重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蚂蚁金服马上要上市时的紧急叫停。前面是高歌猛进，开始说要上市的价位和股票代号全是吉祥号码，突然被紧急叫停，以后的整改中，明确认定“二选一”是垄断，必须破除。至于有些别的问题并不一定都叫垄断，但利用自己特别的数据信息“杀熟”，可能跟垄断有关系；运营机制中，用钱买排序误导消费者这种问题，肯定要整改。所以，整改有必要，关键是中央早就说“完成整改”了，怎么让他们抖擞精神，奋起直追？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说得直率一些：还没有很好解决。这就带来了头部平台公司市值继续往下滑，独角兽的出现明显进入低潮，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

这样的金融创新对接的人工智能+在数实融合推进中，总体来说金融界的创新发展和风险防范方面，对自己的数字化一定要抓住不放。这个事情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整个全球竞争中的非进即退，是对我们的历史性考验。平台头部企业完成整改，虽然中央这个话早已经说了，媒体也不怎么讨论，而实际的任务应该是，不仅有最后一轮罚款就说完成整改了，还得说怎么让他们奋起直追。比如我认为，蚂蚁金服当时被叫停，现在还有必要重新再考虑上市。这个直接融资，可使在头部企业占据股市上的一定市值，接受市场的评价，进而带来创业创新激励机制，带来在竞争中间中国本土生成的头部企业继续发展产生的引领作用等等，混合在一起，是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我觉得这是通盘考虑金融创新、防范风险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真正能够如愿以偿在中国发挥跃升式引领作用的重要方面。因为统计现象、客观的实际观察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认识：头部企业的数量不可能很多，就是流量为王，一旦占据了前面这几个头部以后，后面跟着的，很少能够再冲上去。这么若干年下来，中国的头部企业中也有像苏宁这样又退了下去的，现在数得着的也就这十个出头，跟上来的像拼多多，势头比较猛，还有另辟蹊径做房地产中介平台的贝壳、做快递的顺丰，也就10家出头，不可能搞出30家、50家。但是它们跟原来的寡头垄断不一样。为数不多在市场上形成头部地位的企业，我们过去叫形成寡头垄断，但数字平台的寡头垄断地位，不同于过去的情况，它们不是形成头部地位以后压制其他企业的创新，反而是可以把上下游大量的其他企业拉起来形成一个供应链，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一起发展，一直到拉着穷乡僻壤的淘宝户、发展为淘宝村、淘宝镇，跟着一起发展。农村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孩子，开个淘宝，就可以进入创新创业过程。

这些事情我们要从全局来理解，是非常值得看重的金融创新，更要结合现在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学习，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好。我们每家银行、每个金融机构，也是别无选择，必须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把自己的数字化作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头等大事抓好。

第六个方面，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等投融资机制创新，来支持“有效投资”和民生改进，在中国是势在必行的。

中国总体来说，比较优势战略上还得叠加追赶-赶超战略，对政策性金融要做战略性考虑，两者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我认为可以进而把PPP称为广义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英文直译叫“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认识上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跃升。按照华盛顿共识也好，按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以后反复探讨的政府和企业要划清边界也好，实际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即政府做自己作为公权主体该做的事，企业做自己作为市场主体该做的事，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井水不犯河水，这是非常大的认识进步，改变我们原来的直接控制模式，不再把企业作为一个政府控制下的棋子，想怎么摆就怎么摆就，从而颠覆了过去的认识框架。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发现，国际经验的前沿，是政府和企业又可以跑到一起，在特定的重要的发展建设事项上，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上形成伙伴关系，不再“划清界线”，而是大家自愿签字，以法治和契约保证，一做20年、30年甚至50年，把伙伴关系落到实际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优化结构、改善民生的建设事项上。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有引进外资，做最容易被人认识接受的BOT（建设-运营-移交）这种PPP形式，这样在实际生活中解决了一些我们原来想做但是没有力量做的发展建设任务。再后来我们所知的，是90年代前期有福建泉州刺桐大桥建设项目，这是国内第一个本土民营企业和政府合作做的PPP项目。

到了2014年，李克强总理和政府几个部门高官访欧归来后，听取欧洲一些领导人的建议，非常重视抓住PPP，作为一个创新的、非常有作用和潜力的重点事项，由发改委和财政牵头，把它作为机制创新的重中之重。两个部门出文件、编指南、办培训，并专设工作系统，曾经做出了高潮，走了几年之后，又落入低潮。因为毕竟管理上有些跟不上，还担心PPP搞出地方隐性负债。再到这几年经济下行，中央强调一定要贯彻抓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抓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于是政治局会议和有关部门陆续出指导、下发文件，要继续抓PPP，还是作为一个创新重点。

在前两年，财政部PPP中心的领导和财政部组建的国家级PPP产业基金的领导，两个人因为经济问题先后落马，跟着就得倒查整个工作系统里面不规范的事。当时地方感觉，PPP是不是要叫停了，干不成了？实际上很多具体场景里面，大家也不敢动了。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领导机关的意向明确了，PPP还要有积极的发展，只是我观察，财政部跟发改委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两个都是主管部门，现在实际上是发改委牵头了。原来两个部门说不拢的概念，现在就主要听发改委的了，由发改委牵头的文件已经正式下发，PPP现在又作为一个创新中非常重要的重点，有了最新一轮指导精神。

我自己作为研究者，始终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在大家觉得PPP没法干的时候，我就说：中国不可能不考虑PPP创新，做这个创新是势在必行的。在实际生活中，PPP的正面效应十分值得看重，第一是政府履职中，能以自己有限的财力产生乘数放大效应。这个放大效应是把具体要做的这些有非常明确正面影响的建设项目，由政府出少部分的股，一部分的钱，以小带大而把控股的、主导的资金力量让给社会资本方（在中国特色之下这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而现在特别强调了，首先考虑积极吸引民营企业进来，带出商业性的贷款的跟进，形成那些政府要做的事情原来做不成的，现在可以做成的新局面。

另外第二条，政府、企业加上专业机构1+1+1>3，PPP这种项目绩效水平的提高，使老百姓得实惠。很多具体项目的架桥修路、污水处理、河湖水系整治，各种各样的新区开发，都使老百姓得益。这些事项上的项目绩效提升，造福于民众，又会上升到非常明确应加以注重的政府形象与政治效应。我国最早由本土企业参与的泉州刺桐大桥建设，是非常好的一个实例：政府早想做这个事情，多年做不出来，后来由于有了科威特优惠贷款支持的厦门机场建成（当时建一个机场可是一件大事），随后马上是从厦门往泉州的车流、人流迅速上升，泉州政府觉得契机来了，下定决心要在咽喉要地晋江（古称刺桐江）那个关键的地方，把大桥赶快建出来。自己没钱，找了一圈外国的公司没得到回应，结果当地曾经在香港知道政府和企业可以一起架桥修路的陈老板，去找到政府说我愿意干，他手上正好有一笔钱，可以动用的资金有几千万，结果两边一拍即合，政府出了一个红头文件（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还不知道要搞一个很严密的合同），就是靠这个红头文件给了这个BOT项目最关键的合法性——因为中国的红头文件是法律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也由此造成后面有麻烦的一个伏笔）。当时大家都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旦确立了项目，政府跟陈老板就开始提要求了：3年为期必须按时完工，如果不完工，所有责任都在你。还有，质量要得到绝对保证，出了质量问题，回报就肯定免谈。而这位陈老板早就有盘算，他的企业进来以后，运营方面是他的强项，他是做了规范的工程招投标，中标的资质很高的企业作为建设方，然后把落败的排第二位、也是很有资质的公司确定为工程监理方（这个工程监理机制是咱们改革开放以后早就引入的国际经验），他说我就是要让这两个竞争中间的竞争对手死死咬在一起来处理工期与质量的矛盾，提高工程的总体效率，这样他自己也超脱。同时给出一个奖励条件，这个桥梁提前一天竣工，可以对建设方奖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很简单，红头文件规定，桥一旦开通使用，每辆机动车最低可以收4块钱的过桥费，就是做了车流的预测以后，从这个现金流里切一块，成为奖励资金的来源。结果后来的效果非常好，这样一座桥梁建设，是提前完工的，到现在这么多年，质量上无懈可击，什么毛病都挑不出来。这叫综合绩效提高，受惠的是老百姓，生活生产和都得到好处。

这样的好处还有第三点，一些企业可以得到作为投资主体更广阔的舞台，这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意义，可想而知。实话实说，能跟政府一起搞合作关系的社会资本方，不可能是风投、创投，他们是另外一种类型，有别于风投、创投的在偏好上愿意以企业身份跟政府签定协议，一下锁定15年、25年、35年甚至50年，自己有希望得到“非暴利但可接受的”投资回报水平。这样的一个契约、要靠法律来保障，于是企业方面就满意了。这样一种偏好的企业，为数不少，很多企业家就希望锁定这个项目以后，精力可以干别的，或者另开一个赛道，或者自己的爱好可以来得到充分满足，比如，有的企业家创业成功以后，就是想到外面去搞一些最中意的旅游、摄影等其他活动。比如我们知道有著名企业家罗红在非洲的摄影，登峰造极；有些企业家醉心于收藏，有了时间以后到处去找心仪的收藏品。这样的企业跟政府一起合作，投资主体有不同类型情况下，可以有更充分发展的舞台，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把创业创新空间充分打开。

第四条，PPP一定是混合所有制的产权结构，非常规范，要成立一个特殊项目公司（SPV）。这里面股权清晰，政府持小头，企业方面不用担心政府一股独大——混改在别的很多地方不容易做，但在PPP这方面，天然就形成了政府根本不想一股独大的情况，愿以少量持股带出这个项目，这是做事做得漂亮，对领导汇报、对民众公布信息，都脸上有光——这是非常好的所有制混改的机制。进而要让全社会来观察，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标准的股份制，可以给出这种创业创新潜力充分发挥的空间，这对于现代化全局的意义，又是非常值得看重的。

还有第五条，加大公共工程建设规模是扩大内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这方面不用多说，咱们现在要逆周期扩大内需引领经济进入新常态，很多建设项目作为有效投资，一旦启动马上就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提升经济景气。

再有第六条，PPP是倒逼法治化、阳光化。如果说以签约的方式和企业一起来做PPP，政府就必须自我革命，放低身段。签这个协议是《合同法》、《民法》约束的平等的双方主体自愿行为，不是按行政指令可以做的事。一定要有充分的可信度，让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敢跟政府签这个协议，在这方面相信有法治保证，有政府的规范行为，才能使企业作为社会资本方，把自己的血汗钱投在项目上时，敢拍这个板。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人家不见兔子不撒鹰，PPP是很好的倒逼法治化、阳光化的进步机制。

前面这些年，发改委、财政部由于在一些基本概念上说不拢，早就说的《PPP法》就是推不出来，后来退而求其次，说先搞个条例，但条例也是迟迟推不出来。那时候几乎每年财政部都有领导说，年底之前一定要推出PPP条例，但就是不兑现。现在局面变了，看看能不能赶快把条例推出来。PPP是最需要法治化保障的，没有法治的PPP，行之不远，所以它对于中国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在法治化建设上的倒逼。

一些生动的案例大家可以关注我前面已经提到的泉州案例。还有民营企业在北京南边50公里固安连片开发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定位的成功案例。再还有国企中信背景的公司，在汕头（特区之一，但过去知名度一直压得较低）那个地方基础条件具备以后，有一个雄心勃勃、将历时半个世纪以上的海湾地带濠江区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这些事情都非常可圈可点。中信进去以后，要做的首先是在海湾中间最开阔的水面之下，打通一个海底隧道。全球招标，这个工程已经完成。海底隧道开通以后，圆了“汕头人百年之梦”——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梦想，是在于全天候连通海峡两边，不受台风和极端恶劣天气的威胁。原来两边窄的水面上，已经建了桥，但一旦有极端天气不能通行，两边就失去交通联系。现在是风雨无阻，连通了以后基础设施升级将带动整个可以滚动展开的开发过程，生成客观的国土开发带出来的土地与不动产溢价。中信的设计，就是投入资金把海底隧道打通以后，行车规则是不收通行费——这是老百姓最愿意接受的，那中信图什么呢？是约好了的滚动开发过程中土地溢价部分参与分配。这可以做半个世纪以上，它就有这个耐心。这都是非常好的案例，现实生活中原来觉得办不成的事情靠这个机制可以办成。所以我特别看重，在当下中国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加后劲，还有进一步推进新区域连片开发等等，PPP是非常重要的、广义的政策性投融资机制，而且它带来的很多机遇，我们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可以跟进。以汕头这个项目说，海底隧道还没有开通、正在施工过程中间，中信方面的现金流就为正了。什么道理呢？一大群企业注意到这个信息以后跟进，对后面滚动开发的子项目注资、交定金，银行贷款也敢于跟进了，这样使大家共赢。

第七条，简单说一下，这不是一般地方区域和银行金融机构可以考虑的事情，但要放在中国全局的金融改革发展中间，必须说到。就是我国在金融发展与改革中，积极创造条件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完全可兑换，来决定性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已经有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进展，但最关键的“惊险的一跃”，现在还没有做出来。一开始叫周边化。比如到香港你会注意到店铺挂出的纸板上，明白写着“接受人民币”，那时候已有通道，拿着人民币以后使自己有利可图。到了俄罗斯，红场上的小贩卖像章、邮集，对人民币也欣然接受，说明已可私下兑换，这是一开始民间就开始的人民币周边化，以后则有官方规定的越来越规范的周边化了。

什么叫国际化？后来值得看重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之下的“特别提款权”，有了这个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国际地位就上了一个台阶。但这也还是辅助性的，人民币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有一个关键性的国际化地位的上升？就一定要有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在资本项目下完全可兑换达到了以后，国际上的快钱、游资，靠这样一个制度条件，对于中国本土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其实也是国际上所谓“硬通货”必然具备的特征，也是一些经济体的工商业加上金融发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成为“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特征。在亚洲，东京、香港是金融中心，新加坡也开始有这样的地位，他们那里一定是毫无疑义——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必然的一条。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敢夸自己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也好、上海也好、北京也好，都不能。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这一条，是给我们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开始在泰国得手、在印尼得手，准备好了秋天又在香港启动，结果出现了所谓惊心动魄的港元保卫战。索罗斯一旦动作，它是把股市衍生市场等各种各样的金融手段通通考虑了以后，多管齐下一起发动。当时就非常紧张，特别行政区政府过去有一个说法叫“积极的不干预”，这时候就知道了逼急了也得干预。它动用土地基金、外汇基金入市，把股市托着，同时把隔夜拆借利率一下提高了300%，这一招使索罗斯动用流动资金的成本大大增加了。它打砸香港股市，打到一定水平之后被这边托住了，没有达到原来想的那个低位。至于说衍生市场等等，很专业性的，更有一大套组合。最后惊心动魄，多少天下来打了一个平手，这是财务上算账——索罗斯在连续得手以后，在香港没有达到意愿。而且它没有想到这个，冲击波到了俄罗斯，他于俄罗斯没有布局，措手不及，在俄罗斯市场交易中亏了10亿美元，这是索罗斯走下坡路的开端。

那时候咱们本土非常紧张，大陆自己不担心索罗斯进来，因为这个防火墙就是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挡着呢！但如果港币真的被冲垮了，防火墙上有这块砖是活的，这个砖头必须撤开，我们必须去支援香港特别行政区，那就得动用外汇储备去加入这场混战。终于，这一关扛过去了。朱镕基同志原来特别地坚持说，外汇储备要有足够数量——过去曾有不同意见，到这时没有人再发议论了，没人再说“多了多了”。另外大家也知道了：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出台时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一大段时间内态度就没有原来那么积极，但周小川行长卸任之前，从全局考虑，他授意央行货币政策司写文章论证中国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条件已经成熟。他自己后来也直接发言讲了这个意思，倒是有些学者不同意，说我们还没有那样的实力。确实，2015年闹了股灾，中国市场抗风险能力接受考验，社会评价就是认为我们的能力还不够。这个事情还是使人得到印象，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这件事要特别慎重。

前一段时间，得到了经济学奖的海归学者黄海洲，曾是国际金融机构的首席，又在会上说，我们应该实现资本市场下可兑换，认为条件已经具备了。我当时讨论中就问他，怎么论证条件已经具备？朱民当时就跟我说，确实感觉还是心里没底，轻易不敢动。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敢说什么时候可以启动这个事，这个决策不是我们能考虑的，但心里要有数。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解决了，才可以使人民币真正在全球形成硬通货形象——注意这还只是形象而已，原则上说，真正的硬通货，资本项目下必须完全可兑换，在这个市场上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在做投资的项目下没有阻碍、无壁垒，这才叫真正的硬通货。当未来人民币有了这个地位后，还得接受考验，人们愿意持有人民币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多地不仅把它作为结算货币，还会把它作为贮藏货币，作为自己经济体外汇储备里面的一个选项？现在全球听说只有非洲一个小国表态，它的外汇储备里有人民币这一项。最关键的是，有了硬通货地位和大家愿意把你作为外汇储备选项以后，一旦有了风吹草动，有了国际上类似于金融危机的不良局面出现时，人家愿不愿意把你当成避险资产？这是真正的决定性的考验。一步一步走到这个状态，能稳住，我们才能说人民币国际化有了意愿之中的成功。

美元现在还有这个底气。大家都知道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立了头号硬通货地位，美国当时对全球承诺，它的黄金储备足以应对所有的兑换需求，任何人拿35美元我给你1盎司黄金，这样大家皆大欢喜，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整个全球经济繁荣跟这一安排是有关的。金本位，变成了美元硬通货替代物的本位。但美元的本位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自己也撑不住了，有专门学者论证了的一个悖论，它要有全球硬通货的地位，就要不断地输送美元到各地去，而它的外贸就很容易形成逆差，这样逆差又会削弱其本币长久的地位，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到这个情况之下美国人耍了一个大赖皮，宣布由于石油危机，不再承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让它随行就市。现在涨到2000美元以上了，但全球无可奈何。实际上美元以石油本位、芯片本位的硬通货，仍然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美国靠着这个还能过日子，现在依靠它的AI大模型、高科技引领全球，大家就得认它。但在找不到美元这个硬通货替代物的情况下，美国自己的金融创新过了头，搞出了金融海啸，上升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结果风吹草动来了以后，大家都觉得要找避险资产的时候，找来找去还是美元。包括中国，我们敢多持有欧元吗？不敢，当时说欧元走到十字路口，搞不好要垮台。敢持有日元吗？也不敢，日元波动过程中，大家看着跟日本自己二三十年的停滞密切相关，谁也不敢更多持有日元。至于英镑等等，在这方面都是走下坡路，美元仍然是一枝独秀。说到极端的避险资产，假设发生世界大战，你持有哪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一种极端的假设下，对美元除了金融方面的强势之外，人们还考虑它与军事、科技、综合国力、软实力的强势联系在一起的地位。

中国必须要过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这个关口，一步一步的，什么时候走到“惊险一跃”，敢于宣布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然后再继续培养人民币的国际形象，让越来越多人欣然接受人民币为硬通货，还可以做外汇储备；到了有了危机因素、不安的时候，这敢把人民币当避险资产——这才是中国现代化崛起应该匹配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这是我们应心里有数的事情，是在建设金融强国大方向下势在必行要解决的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