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宁 邵燕君

观众在参观第七届世界声博会上的一款文艺创作机器人。新华社记者 傅天摄

【面面观·人工智能网络文学创作】

编者按

10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正式推出“智能写作平台”，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轻松创作小说。这是该团队继发布国内首部人工智能(AI)生成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后，在人工智能写作上取得的新突破，AI写作又一次引起业界讨论热潮。在众多文艺门类里，为何AI“钟情”于网络文学创作？面对AI强势介入，网络作家如何应对？与传统工业机器相比，AI越来越“个性”、越来越像人，我们现有学术话语能否精准且充分描述这个新事物？本期两篇文章对此作出探讨，敬请关注。

就文学写作而言，网络时代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能让这么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以写作为职业。其中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媒介革命的力量。网络以纸质媒介无法比拟的广度和速度，把文学送到千千万万人手中，中国网络文学就是一个例子。目前，中国网络文学的注册作者已有两千多万人，其中活跃作家接近百万。

网络时代同时也是写作的“最具挑战性的时代”，原因也在媒介革命。近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焦虑。AI真的能代替人写作吗？最终会不会走向“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对于这个严峻的问题，很多作家是回避的。不过，有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表示，作者可以不考虑AI问题，但网文平台不敢。为什么平台不敢不考虑？因为AI的突破关系到网络文学生产模式的大变革。

AIGC的确是一种“可怕”的生产力，它能以极快的速度不眠不休地生成内容。在它的效率压力下，人类无论写得多快多好，似乎都不堪一击，因为机器哪怕在最基本水平上，也是在模仿最优秀的人类生产者，或者说能达到人类在写作效率上的“极限状态”。然后机器进一步优化，尤其在全自动“个性化定制”技术出现以后，能够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使平台不得不去重视和应对。

然而，值得安慰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AI还不能完全代替人创作。在各种创作实验中，AI生成的“作品”还停留在相当平庸的阶段，AIGC目前最有潜力的发展尚在“人机协同创作”的层面上。而“人机协同”是一个老话题，自从人类研究技术、发明工具起，它就一直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威胁。

归根结底，AI是一种媒介，是“人的延伸”。当然，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新媒介，它深度介入人类的生活，同时结构性地影响了此前的人机协同环境，改变了人与技术共处的方式。关于AI时代的人类写作，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AI的出现令人类写作环境发生的新变，并且这一“新变”又是一种“质变”，它让我们直面一些更本质的写作问题，比如，与AI协同时，人处在怎样的写作状态？如果在人机协同写作中，人不再占有唯一的主导地位，又当如何重塑人的写作主体性？

类型和设定为AI创作提供了导航系统

人机协同写作实质是“像人的机器”与“机器化的人”的协同——机器学习人类的写作，变得“更像人”，而人类也在使用机器过程中逐渐被影响，改变了原本的写作方式。要开启这个进程，首先人与机器要有赖以互动的中介。

机器改造环境的前提是“剥离”，比如工业机器将自然环境从人类原先的世界观中剥离。此前，自然本与“神”或“天”联系在一起，被赋予神圣的意义。与之剥离后，自然才成为工业机器改造的对象。类似的，人要通过机器改造写作，就要把构成文本的符号从一部部独立的文艺作品中剥离。对此，文学界最“先锋”的宣言，来自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于1967年提出的“作者已死”。这个观点割断了“大写的作者”与其笔下文本之间唯一的、绝对的、权威性的意义联系。作者的意图并不构成作品的唯一解释，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一，读者可以建立新的理解。构成文本的符号因此脱离了作者个人意图的控制，“作品”也成为一段人人都能与之互动的开放文本。

计算机将文本视为开放的符号系统，按照人类处理文本的一般方式，而非作家的个人习惯，对文本进行编辑和整理。AIGC即是在庞大文本量的支撑下，通过数以亿计的参数“猜测”新文本的计算模型，它所预先“学习”的人类文本，构成了生成新文本的数据库。

对写作的“数据库”，人类作家也并不陌生。日本学者东浩纪在讨论亚文化作品时提到了数据库，认为这些作品中的叙事元素如世界设定、人物设定等，组成了一个扁平的数据库。设定具有直接、一般的意义，相互没有严格意义层级区分，因此可被自由选用到不同作品中。

数据库设定既可以脱离具体文本“自由行走”，又是有“向量”的、半自律的。当设定之间发生联系、组成文本时，它们可能互相吸引和嵌合，也可能彼此排斥和矛盾。如此，设定的“标准化”“模块化”既可以在互联网交流中独立通行，也能交织形成具体的叙事意图，反映作家个人的思考。那么，在整体的叙事走向即故事模式上，是否也有类似机制在起作用？

在网络类型小说中，存在共识性的写作“导航系统”。“导航系统”取自美国学者马诺维奇在讨论新媒体特征时提到的“可导航空间”概念，新媒体写作指向一种不同于现代小说的叙述机制。马诺维奇认为，现代小说更多是由对话、观看和行动驱动叙述，内容通常是连续的描写性段落；以电子游戏为代表的可导航空间则以动作为叙事导向，空间导航“既是叙述工具，又是探索工具”。以人物成长为例，现代小说作者会通过描写来发展人物，“在开篇就指出他们的问题，在结尾说明人物通过成长而学到的东西”，而电子游戏设计者会构建好一系列“预备材料”，让角色在与游戏世界互动、碰撞的过程中充实自己的血肉。

网络文学叙述机制类似于电子游戏，导航系统指向情节模式，它预设了故事的大致走向和范围。简言之，在网络文学中，导航系统即类型和设定。“爽文”就是一个典型的类型，作者无论怎么使用设定、构建情节，一般都不会超出“爽”的范围，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都认同的、最基本的写作共识。现在，这些存在于人类故事背后的底层叙事模式也能为AI所识别。AIGC的联结主义理论主张让机器学习人类组织语言符号的普遍模式，而这些模式广泛分布在人类文本中。机器通过学习大量文本，能从中识别模式，并生成新文本表达它们。

AI以机器的逻辑模仿人类的理解和表达，它在一定程度上把人类知识物质化了，也将人类的创作交流活动外化了。因此，研究人机协同创作的工作原理，首先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人类自身的创作原理。为什么网文的创作门槛这么低？为什么未经严格训练的作者也能写长篇网文，熟练者还能“日更过万”？对许多网文作者来说，“我就是AI”，每个人都能在某种模式的范围内、借助一系列模块化的叙事元素快速组织出一篇故事；对读者来说，由于对设定和类型有共识，才能顺利建立交流、求同存异。

“导航性写作”和“探索性写作”将是人机协同创作的两种方式

AI写作也启发了有关人类创作本质的新问题。如果“我不是AI”，那么“我”是什么？“人的用途”是什么？纵观技术史，只能说，但凡机器能学习，并在效果上大致替代人类的功能，都会逐渐转移到机器上。作为媒介，机器确是“人的延伸”，促使人类转移旧功能、建立新的主体性。通过人机协同创作，人类除了强化写作效率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提高写作质量。

在AI人机协同写作中，人与AI各有优长，也各有限度。据此可以建立两种协同写作方式：“导航性写作”和“探索性写作”。

所谓导航性写作，就是人类指挥，AI“码字”。人类将数据库写作的职能让渡给AI，并通过与AI生成的文本互动，引导叙事方向。这是因为AI在“写作”时存在局限。比如网络类型文，AI需要事先学习特定类型的材料，才能掌握其叙事模式，否则就会“答非所问”；即使对网文类型有所了解，AI也不一定能像人类一样“融会贯通”，在不同类型文中灵活运用设定。此外，AI的计算能力有限，超出一定生成长度后，AI就会开始“忘记”最初的设定。由于生成文本时带有概率性因素，AI也容易篡改写作细节。

因此，在AI承担原先最耗时的基础写作工作后，人类就要负责“导航”，包括记忆和取舍写作细节、思考不同的叙事可能性等。针对AI生成内容较为平庸的问题，人类也可以构想新的互动方式，以更好地协同AI改善叙事质量。例如，人可以通过让AI“扮演”特定的人设，反复优化提示词，引导AI生成更加生动、细腻的叙事文本。这个过程中，AI也通过叙事帮助创作者打磨和完善角色设定，将存在于作者脑海中的可能性逐步实现。

另一方面，与AI互动时，人类不可避免地受限于个人的知识视野。AIGC目前学习的文本已达兆计，虽然对一些专业知识了解不深，但也“读”过了人类无法独自读完的文本量。反观人类，在完全的导航性写作中，人并不容易觉察自身的认识限度。当人类只在一片相对确定的空间里推断叙事的走向与写法，自然就很难看清可能性空间的边界，也无法充分利用AI为人类“延伸”出广阔视野。因此，探索性写作是对导航性写作之局限的修正，旨在找到并突破导航系统的潜在限制。探索性写作没有特定的步骤，只是一种写作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中，人类并不是在主持推进一份叙事文本，而是试图将写作“还原”为“对话”，通过对话探索导航系统的限度，比如接触陌生的知识模式，在不同文化环境下讨论某情节，了解不同设定在不同情境中的意义等。

在探索性写作中，人类的写作主体性可能得到更新。另外，人类也将AI放在了平等对话的位置，祛除了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计算机一定没有创造力吗？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果真在创意上劣于人类吗？如果将创意的前提设定为“出人意料”，计算机有时反而能生成颇具创意的结果。

有关计算机是否有创造力的问题，不同领域的学者正围绕计算创意学这一新兴方向展开研究。对写作，我们不妨也持开放态度，将AI时代的文本视作“可玩的文本”。文本是可“玩”的，过去是作者自己同自己“玩”，只是其交流过程在作品完成后隐去了；近来，文本越来越能通过互联网供许多人“玩”，网络文学中的“大神之作”，其实是整个互动写作进程中的一场“游戏直播”；现在，AI也加入了“玩”的行列，通过互动写作，人类和计算机开始能共同探索新创意。人机共“创”，或许是人与AI共处的最佳方式，也是人应对媒介挑战的关键一步。

(作者：雷宁 邵燕君，分别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教授)